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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闲话虽然无关紧要，但是满满的信纸，却是紧要的。
这正应了许广平的“多多益善”的要求。满满五页纸，寄给哪个女人，都会被烙上谈恋爱的印记。
然而，鲁迅先生却不，他只在信里劝说许广平不要成为狂人，因为，现实中的世界，脾气急的总是容易吃亏。自然，先生是怕许广平吃亏了。
关心许广平的苦闷是这封信的典型特质，说完了一些闲话，便又回到了许广平的苦闷中来：“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是啊，不要太急，慢慢来，哪怕是内心里有爱意。五页纸中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任何暧昧的词句，在许广平伸出寂寞的手来寻找安慰的时候，鲁迅依然慢腾腾地踱着步子。课程结束了，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没有了，然而，便将信纸当作了讲台，五张纸还没有说完题外话。正课也没有开始。
苦闷仍然延续，如一团熄灭的火堆而冒出的青烟，若离得远，闻不到气息，只能看到那美好的影子，倒也不必皱眉。若是被这烟雾包围，呼吸都困难，那么，美好皆失去了。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爱一个女子，自然会跑快一些，给她拿一条湿毛巾有什么。
十 一杯安慰（1）
鲁迅却是第一次听从一个小鬼的建议，开怀一笑，没有继续愤激下去。那一杯来得轻缓且柔软的安慰，像一场夏天的雨水，滋润了那一年的苦闷和干枯，抚平了鲁迅身上几片刺向自己的鳞片。
除了章廷谦（即章川岛，一直和鲁迅及周作人两人交际关系甚好，鲁迅移居上海后，他经常在信里透露周作人的近况），孙伏园是鲁迅交往最多的学生。孙伏园和鲁迅渊源的深，自绍兴就开始，当年鲁迅自日本回国，接受许寿裳的安排，在杭州师范学校的时候，孙伏园即是在校的学生。
孙伏园后来因为鲁迅的那首著名的《我的失恋》一诗愤怒从《晨报副刊》辞职，而后创办《语丝》周刊，再后来到了《京报副刊》做编辑。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孙伏园陪着鲁迅去西安考查，当时的鲁迅一直想写长篇小说《杨贵妃》。再后来，孙伏园和鲁迅一起去厦门大学，鲁迅教书，孙伏园则编辑校报，再后来，孙伏园回到武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仍然和鲁迅联系紧密。
然而，正是在1925年6月13日夜晚，鲁迅给许广平的这封五页长信里，他写到了孙伏园，有些猜疑和厌恶的口气，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误解已经消除，鲁迅随手删除了名字，只保留两个框框。内容如下：“□□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报副刊》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报副刊》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关于鲁迅的多疑，在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即1936年10月24日，钱玄同曾经写过一段文字。
钱玄同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首当其冲的便是“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其二是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其三是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
在给许广平的这封信里，钱玄同的评价一语中的。即使是孙伏园对鲁迅无比亲近，但是，只要孙伏园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与“现代评论”派的人有了交道，他便先是怀疑，而后就迁怒于他了。
孙伏园在此前关于爱情的讨论中，以及关于鲁迅推荐青年书目时所惹起的众怒中，均扮演了鲁迅的灭火器作用。若是有暇翻一下鲁迅的杂文集《集外集拾遗》，就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前面放火之后，孙伏园在后面奔忙的身影。关于青年必读书，鲁迅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即使是坐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来看，鲁迅的话依然是偏激的。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被鲁迅的这一句鞭炮一样的话语给惊呆了，于是乎无数抗议的信件雪片一样击向孙伏园所有《京报副刊》，其中有一篇署名熊以谦的人写了一篇《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鲁迅还专门做了一篇文字回复。
然而，在《两地书》编号为二九的信里，讨论了许广平的“太急”的毛病，他自己却开始怀疑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学生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 一杯安慰（2）
所以，许广平收到信以后，马上在回复里也充作了一回心理按摩师。她在六月十七日的回信末尾写道：“《京报副刊》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实在可惜。从它所没收和所发表的文章看起来，蛛丝马迹，固然大有可寻，但也不必因此愤激。其实这也是人情（即面子）之常，何必多责呢。吾师以为‘发现纯粹的利用’，对□□有点不满（不知是否误猜），但是，屡次的‘碰壁’，是不是为激于义愤所利用呢？横竖是一个利用，请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浮一大白，是罚酒的意思。许广平在此前的信里已经浮过一大白了。
在这段回信里，许广平既没有正面为孙伏园辩解，却又十分委婉地劝解了鲁迅的愤激，使鲁迅先生在这短短的几十字里，感觉到孙伏园也处在一个“人之常情”的无奈中。
孙伏园，这位因为鲁迅的一首诗歌被主编临时抽下而愤怒辞职的中国最早的副刊编辑，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正是他，每一周在合适的时间微笑着往周氏兄弟居住的八大湾胡同跑，让鲁迅按时地交稿。正因为孙伏园的每周一次的按时逼迫，鲁迅的《阿Q正传》才得以完成。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连载，至1922年2月12日结束，结束的时候孙伏园正好出差去，按照孙伏园的意思，《阿Q正传》本来还可以写得更长一些。
鲁迅的迁怒被许广平的一封短信中吹来的微风熄灭。不久之后，孙伏园便与鲁迅一起应了林语堂的邀请，去了厦门大学，两个单身男人，均不会做饭，弄出了许多笑话，这些情节在鲁迅的《两地书》第二辑或者孙伏园的*中均可以看到。
鲁迅对孙伏园的好表现在很多个地方，譬如借钱给他，譬如两个人一起去外地出差，生性粗放的孙伏园起床后从不叠被子，总是由鲁迅先生帮他叠好。孙伏园呢，和鲁迅一起到厦门大学以后，因为广州的一家报社邀请他，便提前到了广州，任广州《国民日报》副刊主编，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孙伏园到了中山大学之后，为鲁迅提前打探广州的情形；甚至，以自己在中山大学的人际脉络，帮助鲁迅将许广平调往中山大学任助教。
我相信，孙伏园事后也是知道的，关于鲁迅对他的误解和猜疑，而许广平在复信里帮他说的那些好话，他也是知道的，所以才经常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发表许广平的作品。还有，作为和鲁迅较为亲近的学生，孙伏园对鲁迅的怪脾气和善良的本性都是领教了的，所以，他是不会和自己的师长计较的。
然而，鲁迅却是第一次听从一个小鬼的建议，开怀一笑，没有继续愤激下去。那一杯来得轻缓且柔软的安慰，像一场夏天的雨水，滋润了那一年的苦闷和干枯，抚平了鲁迅身上几片刺向自己的鳞片，实在是及时得很，又有效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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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爱情定则的讨论（1）
在厦门大学，他说出，我可以爱，这四个字的时候。一切爱情的规则都突然没有了作用，爱情，和报纸上讨论的多数情节都关系不大，它只存活在两个人刚好遇到又刚好彼此温暖的内心里。
许广平和鲁迅相识于1923年10月，当时，鲁迅刚刚接受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的邀请，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正是在这一年，两个人先后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参与了一个“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件事情，在《两地书》第十八封信中，许广平写道：“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
要细述这封信里所说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得不说起两个人，一个是被讨论的主角，谭熙鸿，另一个是掀起讨论的人，张竞生，谭熙鸿的同学和同事。谭熙鸿何许人也，此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先后娶了陈纬君和陈淑君两姊妹为妻，而这两姊妹是陈璧君的妹妹，自然，谭熙鸿和汪精卫兄台是连襟，一根椽。说谭熙鸿和陈淑君的婚事，很是曲折，原来，谭熙鸿和陈纬君同在法国留学，结成连理后也恩爱异常，只可惜1922年3月陈纬君染上猩红热死去，撇下了两个孩子。陈淑君当时在广州念大学，政治形势不好，转学至北大，刚好借居在姐夫谭熙鸿家里，日久生情。然而当两个人刚在《晨报》上公布婚约，便惹来祸端。原来是陈淑君在广东的恋人叫沈厚培，投书《晨报》，投诉谭熙鸿暗抢他的妻室，于是那篇文字便以《谭仲逵（熙鸿之字）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为标题发表，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北大的教授竟然公然夺人之妻，何其伤害风化也。万不得已的情况，陈淑君在第二天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然而却遭遇沈厚培接二连三的文字纠缠，情形甚是尴尬。当时，谭熙鸿的北大同事又同是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张竞生找到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了解到内情竟然是陈璧君在幕后策划，于是写了一篇叫《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的文字，公开为谭熙鸿辩论，在文章里，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爱情？我一面承认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一面又承认它是由许多条件组成。这些条件举其要的：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