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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就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不要整天想什么拯救全世界。自己尚且一穷二白，如何能救全世界。*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不要想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全球意义，而首先要想一想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
克服经济困难还要许多事情要做。不讲如何去做，大讲做好的全球意义，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1）
去欧洲，到了一个不出名的小国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过去和捷克在一起，称为“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东欧剧变之后，捷克嫌斯洛伐克穷，于是就变成了两个国家。
在斯洛伐克，的确感到了它的落后，不用说与德国、法国这些西欧国家比，就是与过去同属一个大家庭的捷克、匈牙利相比，也相当落后。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在400—600欧元，在欧洲也属于较低的。但走在斯洛伐克街上却感到，这个经济上并不发达的小国却相当和谐。大街上，汽车也不少，但很少看到奔驰、宝马之类名车，在号称富人区的地方也看不到什么豪宅。斯洛伐克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们对这种虽不富裕，但相对平均的小康生活颇为满意，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意思。
走在斯洛伐克首都的大街上，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是拼命追求GDP高增长好呢，还是像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但整个社会和谐好呢？
从本质上说，高增长与和谐并不矛盾。我们所理想的和谐是共同富裕的和谐，是建立在强大物质财富基础上的和谐，而不是以共同贫穷为特征的和谐。这种和谐要依靠高增长来实现。我所见到的斯洛伐克的和谐也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我们说斯洛伐克穷只是相对于欧洲的发达国家而言的，而且指的是经济总量小，但它的人口少，人均GDP并不低。斯洛伐克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在东欧剧变与捷克分开之后，也引进了不少外资。目前，德国及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在这里都有投资，建立了一些汽车零部件厂及其他工厂。斯洛伐克的增长率没有达到我们这样令人吃惊的10％上，但也一直在增长。尤其是作为一个小国，在公共设施、国防等方面的开支并不大。而且，没有过快的增长就没有污染、两极分化等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有不少人经常批评“小富即安”的思想，其实我觉得“小富即安”与传统的中庸之道有一致之处。一个国家，“小富不安”，总想成为超级大国，并非幸事。苏联的道路失败了，美国也不见得有多成功，因为有不少美国人并不觉得自己幸福。当超级大国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其领袖也许风光得很，但其国民并不一定幸福。一个人“小富不安”，总是要追求更富，以比尔？盖茨为目标，其结果也许大富了，但付出的太多，当总结这一生时，也不见其会有幸福感。我看斯洛伐克的人民，脸上洋溢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其幸福指数并不比一个亿万富翁差。当我看斯洛伐克人开着两厢的“斯克达”，喝着当地产的啤酒时，我经常想，他们也许比开着奔驰，喝着1000欧元一瓶的红酒的人还要开心。幸福是一种心态，它的分母是欲望，分子是收入，无论分子有多大，如果分母太大，岂不永远不会幸福？到了斯洛伐克，我突然领悟到了“小富即安”的可贵之处。“小富即安”并不是要人懒，而是要人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心理基础。
我之所以在斯洛伐克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些年我们增长太快了，能不能把增长率降下来，让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平稳一些？
我们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合适呢？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要看它的潜在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潜在GDP又称充分就业的GDP，指一个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GDP，是一个国家的潜力。实际GDP指一个国家实际上生产出的GDP。潜在GDP与实际GDP相等时，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是一种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如果潜在GDP大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经济过冷，或处于紧缩状态。如果潜在GDP小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超充分作用，处于经济过热或膨胀状态。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2）
经济过冷还是过热，还要看潜在GDP的情况。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多少呢？自从2003年以来，*总理在每年的“两会”上提出的增长率指标都没有超过8％。我想，他提出的指标，当然是要实现稳定的充分就业增长，这就是中国的潜在GDP。但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增长率都突破了10％，2007年达到，超过潜在GDP将近50％，这恐怕不能不说是经济过热了。而且，2007年房价和股市的暴涨，通货膨胀加剧，都是典型的经济过热的表现。*在2008年年初的“两会”上指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种“最困难”就是多年来经济增长过快所引起的。尽管华尔街风波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大国，经济出问题的主要根源还在国内。
这种高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呢？这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持续下去的能力，另一个是应不应该持续下去。这些年我们的增长基本是投入型的，即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的高增长，并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高增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投入不断增长最终会引起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投入型增长没有持续的能力。在我们的增长方式没有完成转型之前，想要保持这种高增长显然是困难的。
即使这种高增长可以持续下去，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增长过热会引起各种问题，或者说只追求增长使我们忽略了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加剧会引发社会不和谐。与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不拿数字说话，就从社会现象来看，斯洛伐克没有我们这样的富人区，没有满街的奔驰、宝马，但也没有乞丐，没有生活难以为继的穷人。而我们一方面是富人的奢华，另一方面是许多尚为生计发愁的人。再从环境来看，斯洛伐克并不大，所到之处都可以说是山清水秀，而我们的环境破坏之严重恐怕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一种经济都不能不增长，但在增长与代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而且，增长的代价是递增的。
斯洛伐克是小国，而且有宗教信仰，并不想在世界上争强，进入第几名，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心态都较为平和。我们是大国，当然不能运用他们的模式，但成为强国的理想太强烈了，也不见其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当强国，但不必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大跃进”心态是有害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增长速度放慢，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以快为目标，而以和谐为目标。当增长快引起各种矛盾时就把速度放慢一些。“欲速则不达”，或者说即使“速能达”，代价太高也不值得。
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我们走得太远，太远，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用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增长得太快，忘记了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增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如果把手段当作目标，那最终就是一场悲剧。漫步在宁静的斯洛伐克，我悟出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记了目标是什么。现在该是清醒过来，反思一下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了。
重温经济独立（1）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曾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关于无限劳动供给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他提出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无限供给、低工资不变，到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要上升的转折点）今天仍被我们经常引用。但他的另一个基本模式观点，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观点，却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拉美的一些“左”翼经济学家把刘易斯的观点发展到极致。他们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把中心（发达国家）与外围（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提出了内向性发展经济的“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生产资料以最终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力争融入世界，以“出口替代”发展经济的亚洲“四小龙”成功了，而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却失败了。以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刘易斯和中心…外围论就被遗忘了。
“*”前的中国并不知道刘易斯，决策者也不懂中心…外围论。但总体方针是对外封闭。经济发展的方针是“独立自由，自力更生”。这话本来不错，但演变为政策就成了盲目排外。结果经济落后，沦落到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改革其实是以开放为先导的。对外开放才有了这三十年巨大的飞跃。于是“自力更生”云云也被遗忘了。
过去把经济独立理解为封闭是一种误解，放弃这种观念，融入世界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利是大于弊的，所以，我们坚持开放的大方向。但对于弊亦不能等闲视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重温经济独立，就要考虑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避免不利的国际冲击，保持本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保持经济独立就必须降低对外依附程度。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率（出口＋进口／GDP）最高的也不过25％，但中国的这一比例高达60％，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达35％。要保持经济独立必须把这一比例降至20％左右。这就是说，不仅在现在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要强调拉动内需，而且要把内需为主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与那些小国不同。那些小国可以更多地依赖世界，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小国开放模型”。但我们是大国，更为适用的是“大国开放模型”，发展更要立足于国内。把发展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动摇。我们应该以这样一个总方针来制定发展战略。
小国以世界为基础发展经济，不必求全责备，可以以某些产业为重点，片面发展。比如瑞士就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它可以没有钢铁这些重、化工业，而以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