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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的政治来看，任何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无论哪一种政治体制下，官员都在追求业绩，希望自己在当政时期有良好的政绩，留下好官的名声。这种名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状况。所以，平时都希望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在经济危机时，就更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抢救经济，而不管长期的后果如何。这就像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病人，而不管留下什么后遗症一样。当然，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官员关心社会稳定，经济出了问题，社会动荡，官员当然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政府这种干预经济的想法和做法也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群众都希望经济繁荣，从而使自己生活富裕而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而且大多数群众也是“近视”，只管现在过得好，哪管以后洪水滔天。尤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受冲击最大的是平民百姓。他们希望早日摆脱困境，但自己又无能力，只好寄希望于政府。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在经济危机时采用各种措施，无论以后会有什么恶果，只要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欢迎。反对者只有哪些信仰自由主义的少数人。能认识到国家干预恶果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批判也只能淹没在群众叫好声的汪洋大海中。
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采取了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能说没有成就，但也留下了恶果。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了美国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格林斯潘刺激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起源。尽管如此，但国家干预由于有精英官员与无知公众的支持，仍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以后遇到经济危机时，还会不断登台亮相。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功，但主张国家干预是过。不过罪不在他。国家干预是有深刻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没有凯恩斯也会有其他“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对社会是有益的，但想埋葬凯恩斯主义就太天真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合理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正确，而是说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的”。
经济学家要学胡适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四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成为“千夫指”，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三十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１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二十至三十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拐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此后，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的支出计划。对此也是一片赞扬声，而忘却了这种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这似乎成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们被大众称为“抬轿派”。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话也并非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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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缺钙
智库又称思想库（thinktank），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国的决策走向科学化和*化，智库的作用不可缺。据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有两千多个，甚至超过美国的1777家；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仅74家。不过智库的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的质量。
美国的智库所起的作用是中国的智库远远赶不上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智库严重缺钙，即缺乏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缺钙首先是缺钱，不能养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拨款就要听政府的话，为政府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养活的，则要为它们服务。“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就没有独立性。当然，这种有人养的智库也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用财政养活的智库，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有多大，货币乘数有多少。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智库，研究企业决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是否与另一企业合并或是否进行某项投资。这些智库虽然也为出资者服务，但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领导的意图。研究什么是由出资者定的，但结论不是来自出资者。
一个社会要有多种声音，民间的智库同样必要。民间智库在研究的内容和结论上都要有独立性，可以与政府的智库唱对台戏。这些智库可以由各种基金会养活。现在不少人把捐助理解为扶贫，资助希望工程或帮助穷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比扶贫更重要的是资助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智库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出钱，但对智库研究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并不管，智库就可以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优者能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劣者只好自生自灭。基金会如果起到扶强灭弱的作用，智库就可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