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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5）
为把宗雪竹借助铁路让粮食广泛流通的设想也变成现实，宗四和调度股的职员混得稔熟，每逢见面，总是先开上一大堆七荤八素的玩笑之后才言归正传。遇到行情紧急的大生意，调度股虽然一时难以调出车皮给予照顾，却总能设法把零担车厢全部空出，装上裕民粮行的粮食，运回来或发出去。由于零担车厢处于封闭状态，每从沿途商埠返回雍阳，宗四就只能坐在露天的运煤车厢里。他因此经常冲着被自己押运回来的粮食骂骂咧咧：
“早晚要变成大粪的东西，比老子还舒服，不受风不挨淋，一路咣咣当当地就过来啦！”
裕民粮行所裕之民，不仅包括普通居民，还包括范鄂生这样的富人和享有厚禄的职员。后来，就连别墅区的厨工们，也开始为他们的洋主人着想，纷纷光顾物美价廉的裕民粮行。
铁路的东头，一批借助京汉铁路来回倒腾粮食的几个粮商，一直都叫宗四大伤脑筋。因为他们虽不至于叫他无利可图，却总能从他运过去的粮食中多揩去一层油水。可是，他起初却对他们流水般倒来倒去的大米视而不见，坚持认为大米的质地过于疏松，很难让健壮的北方人吃饱肚子，根本就不打算问津。听说雍阳镇有不少居民来自南方，一个粮商的建议无论怎样诚恳，他也只肯捎回来一包大米试试销路。不料，这一包大米刚被伙计扛进粮行，范鄂生的三个小老婆——夏荷、秋菊和冬梅，就一起弓着腰冲进了粮行，然后一起发着嘿哟嘿哟的声音，活像苦役犯，气喘吁吁地把这包大米抬回了范家大院。午饭的时间刚刚过去，范鄂生就来到了裕民粮行。范鄂生一边剔着牙缝一边说，他的三个小老婆今天中午终于摆脱了食不果腹的饥饿感，定居雍阳后的第一顿大米饭把她们都撑得半死，眼下正在家里比赛似地打饱嗝呢。宗四忽然想起他在江南水乡逗留的日子里，从小尝新鲜到大倒胃口，他对食不果腹的大米饭厌恶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时，曾一度觉得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临死之前先吃上一大碗捞面条，然后再把两只又大又暄的白面馒头细嚼慢咽到肚子里。
“原来如此！”他说，“北方人吃南方的大米饭怎么吃也不觉着饱，南方人吃北方的馒头也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都是不服水土的毛病！”
宗四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范鄂生的要求，从此以后就源源不断地给范家大院供应大米。时隔不久，镇上的南方藉居民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裕民粮行，也求购起大米来。他们大都来自潮汕铁路，既有火车司机，也有机修工人。
似乎每个人都有异乎寻常的天赋，关键在于如何唤醒天赋，使其大有用武之地。从十分稔熟的农业到完全陌生的商业，宗四未遇任何曲折便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天赋所在昭然若揭。所以，宗雪竹很快就把裕民粮行的经营、管理事务交给了宗四。不只他没有任何顾虑，就连宗老夫人，也对宗四赞不绝口。她唯一不放心的是宗四留在了镇上，谁能把家里、地里的事情料理得比宗四更有条理、更有成效。他认为母亲言之有理，却并不打算物色一个管家，于是就告诉母亲，家里的事情暂且由怀元怀孝的母亲们料理，地里的事情就由长工们集思广益，一起来管。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宗四时一再强调，如果不是难以预见结果的大事，当断则断，言外之意就是要宗四全面操持裕民粮行，他深居简出的习惯不会因为裕民粮行而改变。接着，他又说服了宗四，让宗四举家搬到镇上去住，以打消宗四的后顾之忧。可是，宗四把妻子儿子接到斜街后，却没有按照他的吩咐把他们母子安置在裕民粮行的后院，而是租了陈泰和的两间闲房。他认为，一家后院总是冒着饮烟的粮行，无论有着怎样的口碑，也不会让顾客看着顺眼，买着放心。但对儿子留在村里读书还是到镇上读书这件事情，他反倒漠不关心，任由宗雪竹拉着宗怀礼的手，把宗怀礼送到明裕小学堂，对那里的先生说，怀礼这孩子很聪明，如果想入非非算是毛病的话，那也瑕不掩瑜，将来肯定大有出息。宗怀礼早就不再莫明其妙地发出让父亲疑神疑鬼的惊叫声了，不过却像父亲一样富有想象力，经常语出惊人。
“这小王八蛋像我，像我才是我的种。”
宗四在妻子面前这样夸奖儿子时，毫不掩饰沾沾自喜的心情。可是，尽管儿子过目成诵正像他小时候耳熟能详，能把《三字经》倒背如流一样，然而却对学校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还在雍阳小学堂的时候，就经常因为逃学被许清远找上门来告状。而转到明裕小学堂不久，一个老师又怒气冲冲地来到斜街，找上了裕民粮行的大门，毫不客气地说，裕民粮行让利于民有口皆碑，但宗怀礼厌学逃学的坏毛病却绝对不敢恭维。宗四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妻子失望极了，揪着袖子抹起了眼泪。
“这孩子玩到哪年哪月才算到了尽头啊！”妻子说，“他胡思乱想的毛病和你一模一样，可他贪玩厌学的毛病又像谁呢？”
宗四惊讶于妻子的失望情绪，半天没说话。
“也像我。”宗四终于满不在乎地说，“不过，他可比我强多啦！他能一口气默写完《三字经》，可我小时候顶多能一口气背完《三字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四章（1）
裕民粮行开业不久，镇上来了一个叫黄伯祥的私塾先生。他刚在镇上定居下来就舍弃了旧业，开了一家派报馆。派报馆是镇上惟一借助铁路经营报刊杂志的生意，虽然毫不起眼，但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报刊杂志却琳琅满目，几乎应有尽有。自宗雪竹成为派报馆的读者，黄伯祥便给雇员定了一个规矩：务必用最快的速度把运抵火车站行包房的报纸送到宗家大院。
因此，王月波又一次一声不响地回到雍阳时，宗雪竹就已经从报纸上读到了他当选众议院议员的消息。其实，宗雪竹从报纸上看到的，不止国会议员的消息，包括全国各地一古脑儿冒出来三百多个政党的消息在内，他也没有漏掉一条，读过之后，除了有点眼花缭乱，还担心那三百多个政党五花八门的政治主张如果搅成一团的话，就会变成一堆应有尽有、臭气熏天的垃圾。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叫他这么担心。从有关统一党、共和党和*党的消息中，他所读到的国家主义尽管属于舶来品，但他仍毫不费力地弄明白了那是一种扩张国家权力的政治主张。他弄不明白的只是统一党、共和党和*党为什么要主张国家主义。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问过王月波之后，王月波低头想了半天才抬起头来。
“干脆这么说吧，先生，正像修复一个四分五裂的家族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家长，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惟有通过扩张国权才能把国家统一起来……”
他接着就讲起了他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听到的一个被日本人津津乐道的笑话。这个笑话出自甲午战争。那时，面对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无论日本政府或日本军界，都无必胜的信心，国际舆论甚至认为日本舰队根本就不是北洋水师的对手。结果恰恰相反，日本舰队就那么神使鬼差地打赢了那场战争，不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连南洋水师的一艘兵舰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日本舰队生擒活捉，据为己有。这个笑话是，日本正举国欢庆这一胜利时，南洋水师却一本正经地向日本索要被日本舰队生擒活捉的兵舰，理由是战争的双方是日本舰队和北洋水师，跟南洋水师毫无瓜葛。日本舰队的司令官大吃一惊之后才意识到，日本举国上下不应为一场胜利欢呼雀跃，而应为一场侥幸获胜的赌博暗暗庆幸，因为日本战胜的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只是这个国家孤立无援的一支舰队，若不是这个国家一盘散沙的话，日本的历史将会因为日本愚蠢地选择了一场自不量力的战争而不得不重新向中国俯首称臣。
“再譬如北宋。”他继续说，“那是一个富足的朝代，但又是一个人心涣散的朝代，人民富可敌国，国家却不堪一击，究其原因，民权泛滥而国权软弱是为关键。”
宗雪竹暗暗吃惊起来。因为在他的历史观里，北宋王朝藏富于民，不像唐朝那样，民富国也富，但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北宋的首都无险可守，面对穷兵黩武的强敌，北宋王朝只能弃城南逃，和北宋王朝国家权力的强弱南辕北辙。如果必须和国家权力相联系的话，反倒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的结果，因为把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北宋皇帝利用所谓的更戍法，摆布着北宋的军队分明就是玩火*，使军队师无定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此外，北宋皇帝命令军队严格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阵图进行作战的愚蠢行为，也应当是北宋迅速灭亡的一个原因。正是鉴于这个历史教训，甲午战争将被马关条约盖棺定论时，面对空前强大的海患，他才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多名赴京考试的举人，共同主张已无屏障可言的朝廷迁都再战。
但出于学问上的谨慎态度，他对王月波的看法未置一词。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对未经深思熟虑的东西非但不会夸夸其谈，而且不会先声夺人。何况王月波今非昔比，既然言之凿凿，必定持之有故，胸中另有一番深远之见。
“所以，”王月波又继续说，“我族必以国家主义为先导，探路而行，寻觅正道。”
受到王月波的感染，宗雪竹不禁正襟危坐，神色庄严。
“不管什么主义，只有不偏不倚，才能求得正道而一劳永逸。可是，眼下党派繁杂，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相互攻讦宛若仇雠，轻言正道未免为时过早。”
“先生常教诲学生说，不求其速，何以速达，倘若速而能达，何必舍近求远。学生以为，国家主义着眼于国家的当务之急，或许还不能算作一条可以一劳永逸的正道，但它至少能以拓荒者的政治勇气为一条正道的最终发现而身先士卒。”
“若是正道，速而能达；若非正道，病急乱投医，欲速则不达。为师不懂什么主义，也不懂什么政党，可为师以为，西学即便也是实学，致中和崇仁德，平易近人，黎民百姓知其所云，晓其脉络，行其道理，那也需三思而后行，切莫急功近利，孤军深入。”
“先生的教诲高瞻远瞩。眼下的政党鱼龙混杂，只有统一、共和和*三党声气相求，不但曲高和寡，而且势单力薄，确需响应梁启超先生，尽快实现合并，一方面用以制衡乱党，另一方面防止这三个政党沦为贸然而进、孤立无援的孤党。”
直到这时，宗雪竹才露出了笑容。因为无论在王月波的信里或是现在，在王月波褒贬分明的政治人物当中，梁启超是他唯一熟识的人。王月波却不知道这件事情。许多年以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只听宗雪竹讲过公车上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宗雪竹在上书上签名的往事，却从没有听宗雪竹谈起过自己曾参与过公车上书的讨论，更没听宗雪竹说起过自己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正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孩子，宗雪竹才浅尝辄止，只是通过现身说法，让一颗幼小的心灵承担了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