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冯国璋代总统的任期渐满，新国会的首要任务是选举一个新的总统。当冯国璋通电退隐而安福系准备把段祺瑞推举为总统人选时，他身边的人终于发现，在安福系迅速膨胀起来的政治野心面前，他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并不总是言听计从。
“芝泉先生德高望重，我辈拟推他为总统本无可非议，然而芝泉先生迷信武力，一向主张以武力统一南北，又屡向日本举债，一旦选为总统，必不利于南北的和平统一。我辈须另议他人才是。”
“依月波兄之见，”王揖唐说，“我辈另议何人才是？”
“东海先生！东海先生崇仁德致中和，一向主张文治天下而身体力行，非他不能安国福民、媾和南北。”
这时，徐世昌从水竹屯回到了北京，表面上在编辑出版自己的一本诗集，实际上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暗中还和他保持着联系。尽管他的政治地位并不能决定总统的人选，但王揖唐和参议院议长一起去请徐世昌出任总统的事实却表明他的建议和安福系的决定至少不是巧合。选举总统这一天，五色国旗到处飘扬，众议院门前军警林立，接送国会议员的汽车川流不息。选举的结果皆大欢喜，但徐世昌通电全国推辞不就总统一职的态度却令人感到意外，连他都没马上醒过神儿来，不知道徐世昌这么做是为了试探民心。当徐世昌决定接受总统一职时，不单单国内的拥戴之声此起彼伏，连一些国际人士都认为徐世昌是当今中国惟一堪当重任的唯一家。可是，徐世昌发出通电的第三天，吴佩孚却发来一封电报劝说他不要就任总统，理由是新国会是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举的总统，自然也是非法总统。徐世昌把这事告诉他时，轻描淡写，不愠不怒，但他却生起气来，指责吴佩孚枉为读过圣贤书的秀才，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此言论，分明是要放弃匹夫之责，与国家分道扬镳。他以个人名义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先是用法学博士的口气为国会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接着又以朋友的口气奉劝吴佩孚顺应大局，克己奉公。
徐世昌这才忧心忡忡地说，吴佩孚拒不承认总统的合法性倒无关紧要，若是南方政府也拒不承认总统合法性的话，却不利于南北的和平统一。徐世昌还告诉他，在他担任众议院秘书长的同时，他还将被聘为总统的政治顾问，希望他从现在开始就推心置腹，出谋划策。他们为此一直谈到深夜。
因此，国庆节的上午，西装革履的徐世昌和一身戎装的冯国璋在中南海举行总统权力交接仪式时，他虽在书房里写着自己从政以来的第一份直接呈送给总统的顾问书，但却知道徐世昌会在就职仪式上讲些什么。因为无论是倡导南北和平统一，或是发展经济以厚民生，或是改善外交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或是借助欧洲战争结束之后的变迁谋取中国的自立地位，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谋而和。他们唯一谈不拢的事情是徐世昌拒绝在就职仪式上谈论国家主义。因为在徐世昌看来，一旦实现了南北统一，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行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和民权休戚相关，如果此时贸然谈论国权，不但会在人民面前落下自相矛盾的拙劣印象，还会招致南方的反感，自已反倒先成了阻碍南北和平统一的绊脚石。不过，他没有因为遭到拒绝就放弃了国权是皮民权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理论，只是决定暂时不对徐世昌灌输国家主义思想。他眼下奋笔疾书的顾问书所谈论的就纯粹是废都裁军、军民分治的建议。他认为这是袁世凯生前未竟的事业，作为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有义务、也有能力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这项事业。
第九章（3）
正如徐世昌的担心，盘距南方的许多政治人物并不把徐世昌放在眼里，至少，西南军政府的首脑岑春煊和伍廷芳已发来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拒绝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所以，看完他的顾问书，徐世昌并没有马上和他讨论细节问题，而是先把这事告诉了他。他和岑春煊、伍廷芳都是熟人，和伍廷芳尤其熟悉，因为他们都曾经是进步党的领导人。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向岑春煊、伍廷芳介绍总统的仁政思想和施政纲领，说明总统罢战议和的诚意及其总统地位的合法性。派人把信寄走，他想他这些日子笔耕不止，累得够呛，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不料刚回到虎坊桥的家里，他就被雪片般的请柬包围了。为了不得罪朋友们，他频频离开家门，走马灯似地出席一个又一个宴会，使每一个设宴祝贺他担任总统顾问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他刚从诸如此类的应酬中摆脱出来，一份份聘书接踵而来，就又叫他应接不暇了。于是，除了总统顾问，他又成了许多省份的顾问。最后，连新疆省也派人送来了聘书。如此一来，他不但要顾问总统，简直就要顾问全国了。
他开始为这事感到不安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这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参战军虽然失去了开赴欧洲的理由，但在欧洲战场上充当军役的二十多万名中国劳工，却给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中国代表团这时已经抵达巴黎，准备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和平会议。与此同时，南北双方也已经决定派遣和谈代表团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他去居仁堂请假时，徐世昌正打算派人请他，想就政府方面参加南北和平会议的代表团人选问题听一听他的看法。听说他母亲病危，而他正是为此事前来请假时，徐世昌嘴上虽没说什么，脸上却流露着遗憾的神情。他后来才知道，徐世昌虽没打算把他派到巴黎，却已在出席南北和平会议的代表团中为他安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
“令堂如遭不幸，务必节哀顺变。”他离开居仁堂时，徐世昌对他说，“国家正值关键时期，月波先生务必早点回京议事。”
他携家带口离开雍阳之后，连宗雪竹都没想到他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重返政治舞台，居然还成了总统的政治顾问。不过，当他又携家带口从北京回到雍阳时，宗雪竹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反倒是不知内情的人惊讶不已、议论纷纷，以为他注定是一个昙花般可怜巴巴的政治人物，总是在短命的绚丽中突然间枯萎衰败。
他见到母亲时，母亲正躺在床上发呆，乍一看像是病病歪歪的样子，再一看却叫他大吃一惊。母亲根本没病，之所以卧床不起，与其说是挂念，不如说是忧虑，他如果不从北京回来一趟，当面听一听她的数落，她就永远卧床不起。
“你可把妈吓死啦！”秀云姑姑毫不理会儿子吃惊的表情，气呼呼地说，“你当秘书长就当秘书长吧，有个为国家写写算算的差事，妈就没白养你一场，妈的族长兄弟就没白教你一场，可你偏偏不知天高地厚，当了人家大总统的顾问。你可不能叫这个徐大总统当皇帝，更不能给徐大总统出馊主意，干坑害老百姓的坏事。你快去看看你的恩师吧，他也担心你再犯糊涂呀！”
可是，他见到宗雪竹时，宗雪竹却只说了一句总统顾问是一个必须克己奉公、胸怀天下的差事的话，然后就不闻其详了，紧接着便向他打听，他准备如何帮助范嘉言打官司。
“学生还是那句话，此案涉及洋人，请一个洋人代理才是上策，可他显然顾虑重重，不知出于什么缘故。”
“他来信说了，跟洋人打官司，请一个洋人代理，固有以夷制夷之利，可是他们若是沆瀣一气，断无胜算可言。”
“那好，学生一旦脱出身来，就亲往上海打消他的顾虑。”
他回到北京时，除了日本人极力主张“二十一条”合法性的消息，还从巴黎传来了日本人企图从德国人手里继承山东权益的消息。可是，徐世昌首先和他讨论的，却不是电告中国代表团如何据理力争，而是和平会议上南北双方各执一词的陕西问题和参战军问题。他对徐世昌说，陕西省南北双方的军队能否停止旷日持久的战争，取决于北方而不取决于南方，但总统罢战议和的诚意却必须为南方所承认，以防止南北和会半途而废。为此，他打算以个人的名义给于右任写一封信，说明总统罢战议和的诚意。因为作为南方的重要人物，于右任目前正统辖着陕西省的南方军队，于右任的态度事实上就是南方的态度。至于参战军，他则直言不讳地说，由于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参战军无战可参，理应按照南方的要求予以撤销，这不但有利于南北和平统一，同时也有利于总统的裁军计划。
“假如……”他说，“假如芝泉先生反对撤销参战军的话，总统不妨先把参战军交给陆军部统辖，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行撤销。”
这是一个不错的计策，但徐世昌依计而行时，却碰了壁。因为作为参战军的缔造者，段祺瑞认为参战军的存在反倒有利于总统的裁军计划。他这时尽管已经意识到军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治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由此决定，南北和会不但会半途而废，国家也将被穷兵黩武的军人推入战争的深渊，但他却不打算放弃努力，随后就给于右任写了一封信。可是，他正准备把信寄出时，却先收到了于右任的信。于右任在信中先是愤怒地指责了北方军队在南北和平会议期间屡屡挑衅南方军队的行为，然后又说总统只有首先下令撤换陕西境内北方军队的指挥官，才能使南方相信总统罢战议和的诚意。于右任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他利用总统顾问的身份说服总统全面接受南方代表提出的要求。于是他重新写了一封信，告诉于右任，总统罢战议和的诚意毋庸置疑，陕西境内北方军队无视总统的停战令完全是段祺瑞从中作梗的结果；至于南方代表提出的诸如恢复旧国会另行选举新国会之类的要求，他则希望于右任劝说南方政府以大局为重，不要节外生枝。事实证明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南北和平会议就陷入了僵局。他把这看做了不祥之兆，暗暗认为祸不单行的危局已经不可避免。果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不久，南北和会也宣告破裂了。
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和会交涉山东主权问题时，尽管徐世昌希望他在国内问题上多花些精力，但他却在暗中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通过来自巴黎的电报研究着中国的处交处境。所以当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呈送给总统办公室的第二份顾问书使徐世昌感到十分意外。看过他的顾问书，徐世昌同意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形势的种种分析，同时对日本人终究要归还山东主权的口头声明也同样心存疑虑，但却对他拒签和约的建议有些吃惊，好像自己聘请了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当了顾问。
“两权相害取其轻。月波先生是否想过，拒签和约贻害无穷，不但从此自绝于国际联盟的保障和调停，日本人一旦出尔反尔，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世界诸强则无权调停，必陷我国于孤独无助之险境，山东主权将永无归期。”
“大总统所虑极是。然而月波已察，以夷制夷实非良策，以夷制夷，总是被夷所制。日本久有吞并我国的贪欲野心，美国对我国一向持以公正、维持的立场，大总统因此而主张联美拒日，固然持之有故，但这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