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和摄影小组去拍摄季辛吉的家,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把他们像一堆纠缠的无赖似地赶出家门。另一次,他把她召到办公室,以一种极其严厉冷淡的声调告诉她说他再也无法忍受她对他表现的暧昧态度。她刚开始灰心已极,但很快地,她告诉自己: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她有政治危险性,季辛吉接到反间谍指示不许和她来往;他们见面的办公室中布满了监听器而他也知道;他那些令人无法置信的残酷话语不是说给她听,而是说给那些监听的隐形警署人员听的。她带着了解和悲伤的微笑看着他;这一幕笼罩着悲剧性的美感(这是她经常使用的形容词):他被迫要伤害她,但同时,他的眼神诉说着爱情。
谷佳哈哈大笑,但我对他说:那个恋爱女人幻想中呈现的事件事实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重要,那只是一个平庸的事实,平凡又庸俗,一点也不重要,反之,一个更高超的事实将会随时间永存:这本书。第一次与她的偶像会面时,这本书已然无形地端坐在介于他们之间的小桌子上,那一刻起,这便是她这段爱情冒险未承认且末意识到的目的。书?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描绘季辛吉的面目吗?才不是,她对他毫无可说!她心之所系,是她自己本身的真实。她对季辛吉并没有欲望,对他的肉体更没有('他一定不会是个好情人');她想要扩展她的自我,将它自生命狭窄的小圈圈中解放,使其灿烂,使其换化为光芒。季辛吉对于她是个神话的托座,是匹让她的自我驾着翱翔青天的飞马。
'她是个笨女人,'谷佳冷冷地上了结论,以嘲笑我做的美丽解释。
'才不,'我说,'许多人可证实她的聪慧。此事是关于愚蠢以外的东西。她确信自己会被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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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说'是神学上的一个观念,意指:毫无功劳的人,由一个超自然的裁判,由上帝自由或随兴的旨意,被选派去做某件奇怪特别的事。圣者便是依此信念,倾尽全力忍受最残酷的折磨。神学上的观念,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反映在我们生活的微小事物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苦于太过平凡生活中的庸俗,想摆脱它而提升。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或强或弱的)幻觉,认为自己够这种提升的资格,自己早已被注定、被选为做这种提升。
被选上的感觉也存在于,举例而言,所有的爱情关系之中。因为爱情,以其定义,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礼物;不因所有值而被爱,甚至是真爱的证明。如果一个女人对我说:我爱你,因为你聪明,因为你正直,因为你买礼物给我,因为你不拈花惹草,因为你帮忙洗碗……我会很失望;这份爱情似乎是有条件的。而听到下面这种说法则美多了:我为你疯狂,尽管你既不聪明又不正直,尽管你说谎,自私,又卑劣。
或许是打从襁褓期间,人们第一次便有了被选上的幻觉,因为他不必做什么就能获得母亲的关爱,并且予求予取。教育让他摆脱这个幻觉并让他了解生命中所有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常常已经太迟。你一定曾经看到过,这个十岁的小女孩,为了反驳她的友伴们,一时辞穷,便大声且带着无法解释的骄傲说:'因为我这样告诉';或是:'因为我就要这样'她觉得自己被选上。但在将来的一天,当她说'因为我就要这样',周遭所有的人都会放声大笑。那些希望自己被选上,为了证实他的当选,为了让自己和让别人相信他不属于一般庸俗的大众,此时又能做什么?
这便是因摄影的发明而缔造的时代,挟着明星、舞者名人,他们的影像出现在巨大的荧幕上,所有人都可远观,所有人都赞赏而所有人都无法接近。那些死忠崇拜名人的人,自认为被选上,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表现自己属于不平凡那种,展现自己与平凡之间的距离,意思指的是与邻居、同事、伙伴等他(或她)不得不一起过日子的人之间的距离。
因此名人成了一种公共设施,就像卫生设备,就像社会福利,就像保险制度,就像疯人疗养院。但只有在无法接近时,他们才发挥功用。如果有人想藉由和某名人直接、私下的接触来证实自己被选上,他很可能会像爱上季辛吉的那个女人一样被驱赶。这种驱赶,在神学术语中称为原罪。这便是为什么爱上季辛吉的女子在她书中明白地谈论她悲剧性的爱情的原因,因为原罪,尽管嘲笑这段爱情的谷佳不会赞同,定义上而言就是悲剧性的。
直到明了她一直爱着贝克之前,英玛菊娜塔过着大部份女人过的生活:参加过几次婚礼,听过几次离婚事件,有过几个情人,这些带给她恒常而平静,近乎温柔的失落感。最后这一任情人特别爱她;她也最能忍受他,不只因为他的顺从也因为他的利用价值:他是个摄影师,在她刚开始进入电视界时曾大力帮助过她。他比她年纪大几岁,但看起来永远像个崇拜她的大学生;他认为她是所有女人中最美,最聪明,尤其是最心思细腻的一个。
他心爱女子细腻的心思,在他眼中像德国浪漫派画作中的风景:布满着扭曲得无法形容的树木,之上,又高又蓝的天空,上帝的住所;每次他走进这风景中,都有一段难以抗拒的欲望,想双膝跪下像面对着一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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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中渐渐涌入人潮,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位外国的,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捷克人,听说是新体制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许是一位部长或是科学院院长,或至少是院士。反正,就纯然好奇的观点,他是与会中最令人注意的人物(他代表共产主义黑暗时代结束后一个历史新时代);然而,在聊天的人群中,他站得直挺挺,高大笨拙,孤零零的。刚才好一阵子,大家抢着来和他握手,问他几个问题,但谈话总是比他们预期的停顿得早,交换了几句寒暄之后,他们便不知该和他说什么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通的话题。法国人总三句不离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试着注意聆听,偶尔加上一句“相反地,在在我们国家”,随即他明白没有人对他的“相反地,我们国家”感兴趣,他走离人群,脸上罩着一层既非苦涩亦非愁苦,却是清晰甚至高傲的悲伤。
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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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