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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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的爱-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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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又一次公开露面——是受她丈夫所患疾病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原细胞的研究工作。她公开表达了与现任总统不同的观点。
  罗纳德·里根在2004年6月5日去世,南希组织了葬礼。一本300页厚的手册列出了礼宾的细节,在客人名单中有4000名参加者。为了能够走过他的棺木,他的追随者要等待8个小时的时间。在致悼词时,乔治·W.布什说:“在他的事业中,他到过上千个人头攒动的地方。但他曾经说过,世界上唯有一个人,她仅仅只是离开房间就会让他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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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
韦尔纳·比尔曼
  威尼斯的抒情诗人幸福地微笑着。在假面舞会上翩翩起舞的对对男女中间,他紧紧搂着他的舞伴,因为他再也不想放开她。他有些肥胖,所以必须不时轻轻拭去额头上的汗,但动作却很轻巧敏捷。这一天是1957年3月4日,星期一,在慕尼黑德意志剧院休息厅举行的这次假面舞会的口号是“布景魔力”。几个星期前,人们在《明镜》周刊这本汉堡新闻杂志的封面上看到过这个男人的脸,他头戴一顶传统的巴伐利亚帽子,面带微笑,很讨人喜欢,而且充满自信。现在,他已经是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四十一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明镜》周刊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再也没有刊登过这种使他看起来令人有好感的照片了。他胳膊里挽着的年轻女士个儿很高,甚至比他还高一些,身材苗条、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脸上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必胜的信心并不少于她的舞伴。她叫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不到二十七岁,一位在剑桥大学和索邦大学获得学位、来自因河边洛特的国民经济学家。她家境富裕,父亲马克斯·茨维克纳格尔是洛特当地的侯爵,也是雇主、基督教社会联盟政治家、土地和不动产的拥有者。这位年轻的女士,侯爵的“小玛丽安娜”,此刻正在梦想着自己的事业——或许进一个刚刚成立的欧洲机构。但是她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在慕尼黑“布景魔力”假面舞会之后的岁月里,她就“隐居二线”,退到未来的丈夫身后。而她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则刚刚开始了作为德国战后最赚钱和最有争议的政治家的生涯。她准备给予他的,对他来说是绝无仅有、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无限的忠诚。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甚至违背了自己当初做个职业妇女的梦想。
  关于施特劳斯,一个波恩记者曾经写道:“他像一辆从灌木丛冲出来的坦克,碾过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施特劳斯也有和蔼可亲的面容,有魅力、有修养,并且是一个有诱惑力、能打动人的演说家。
  1952年,在联邦议院后排坐了三年冷板凳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第一个著名的演说把他“从无名小辈”(据德国报纸《时代》称)马上推到了政治前沿。1952年2月7日对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来说糟糕透了。他站在讲台上,面容疲惫,不停地在一叠纸中翻来找去。恰恰在这一天,他必须要特别具有说服力才行,因为执政党想在这场有关国防的大辩论中吊起依然厌战的德国民众对重整军备的胃口。但阿登纳德今天发言的乏味让自己人都感到吃惊。在大家无动于衷的沉默中,他尴尬地下场了。然后,施特劳斯上台了,这成为了他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诞生的时刻。他运用了大量数字和事实,言辞激昂,却不乏幽默,颇为打动人心。古典语文学家施特劳斯从古拉丁文中学到的东西没有白费。其间,在野的德国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不快地想打断他,“施特劳斯,吵闹的无名小辈!”但70分钟后,执政联盟的议员们在狂喜中起立并长时间鼓掌。基社盟议员布鲁诺·黑克说:“现在你就是部长了。”事情的发展的确是这样。即使施特劳斯并没有因此马上就当上国防部长,但阿登纳也明白,只有这个粗壮结实的基社盟议员施特劳斯才能够“打破我们在议会和公众那里所面临的反对声音”,因为他拥有“所必需的义无反顾”精神。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国防问题关乎“是被奴役还是自由”,为了必要时“把苏联帝国从地图上抹去,就必须要强大”。一家报纸讥讽地写道,“施特劳斯挥舞着一把他并没有的宝剑。”的确,但他却恰恰想拥有它,那就是——核武器。
  1956年10月,阿登纳任命这个他个人根本不喜欢的人担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这个出身于士瓦本肉铺的小伙子,在自己向上爬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一个女强人的爱情和忠诚也来帮助他了,她的能力和他不相上下——并且尽管如此,她仍然愿意从属于他和他的远大目标。她对他来说是个理想的妻子。慕尼黑舞会后第5天,1957年3月9日,星期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遇到了鲁道夫·奥格施泰因,这次相遇对他的生活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这个年轻的《明镜》周刊负责人想认识这个处在上升阶段的来自巴伐利亚的政治家、刚上任几个月的国防部长。在汉堡奥格施泰因的别墅里,他已经将什么都准备好了,为了怕施特劳斯夜深时饥饿,冰箱里甚至还备有一只烤鸡。他准备和施特劳斯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共同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刚刚陷入爱河的施特劳斯刚开始时对谈论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后来却争论得兴致大起。同时他也阿登纳最近刚刚建议他的话抛在脑后,阿登纳建议他夜里1点后就不要再喝酒了。奥格施泰因家里吵了起来。《明镜》周刊想知道,施特劳斯到底是否真的想要核武器。他们自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武器应该仅仅限制在超级大国。施特劳斯马上就骂开了,他把苏联领导人比作“不能让他们乱窜的伤风败俗者”。这话也许在巴伐利亚小酒馆的酒桌上还可以允许,但它却出自堂堂一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顶尖政治家之口,确实很过分。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2)
老自由党人莱因霍尔德·麦耶尔这样评价过施特劳斯:“说到的人也会做到。”奥格施泰因现在也认识到,施特劳斯不仅在性格上不可信赖,完全难以捉摸,而且他还无限迷恋权力。当汉堡的黎明来临的时候,记者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已经找到了他生命的主题,这就是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奥格施泰因和他的《明镜》周刊尽了一切努力,阻止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任何时候成为联邦总理。半个共和国都跟着奥格施泰因和这份周刊,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用这种方式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很多年里成为政界邪恶的化身。相反,施特劳斯随着拥护者的增多,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将汉堡的那家杂志称作是“当代的盖世太保”。奥格施泰因和施特劳斯,这两个人对于对方来说,就像上天赐予的礼物,是天生的冤家。
  1957年复活节,勤奋工作的部长放了几天假,与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去罗马订婚。在此期间,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以十七位科学家的名义起草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哥庭根宣言》——一篇专家的呐喊。德国核专业人士对阿登纳和施特劳斯提出了严肃、紧急的抗议,反对他们妄图使用核武器武装刚刚成立的国防军,他们明确要求德国放弃这种武器。签名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哈恩、马克斯·冯·劳厄、马克斯·勃恩以及维尔纳·海森贝格。宣言于1957年的耶稣受难日被递交给通讯社,它多少破坏了一些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的浪漫气氛,一个真正脱离政治的假期没有了。“那个一想到广岛就禁不住掉眼泪的老白痴。”施特劳斯私下里骂奥托·哈恩。这是他许多出格的话之一——像他很多其他出格的话一样。后来他还因为这句话被告上法庭。他公开的解释是,这些签名的科学家干预该问题“缺乏足够的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军事知识”。然而大街上已经有人开始抗议,有人示威,也有人进行火炬游行,横幅上写着“制止施特劳斯!”。关于施特劳斯的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对一些人来说他成为魔鬼,对于另一些人他则是圣人。
  狂欢节舞会后不到三个月,1957年6月4日,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迎娶了他的玛丽安娜。洛特的老人们直到今天还能回忆起这个梦幻般的婚礼,康拉德·阿登纳亲自来参加,和他同来的还有几乎半个政府的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娘家姓:茨维克纳格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婚礼的那天,1957年6月4日,于因河边洛特的“邮局”饭店。当时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是证婚人之一。首先有点失望的是,人们当时没能真正认识这个弗朗茨·约瑟夫。因为婚礼的前夜,也就是德国民间的闹婚之夜,当半个村子的人聚集在茨维克纳格尔家的“邮局”饭店喝她家啤酒厂的免费啤酒的时候,有人把新郎叫走了。那天下午有15个年轻的士兵在伊勒淹死了——他们为了锻炼勇气,想横渡肆虐的洪水。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作为主管部长马上启程前往。人们回忆说,他第二天早晨才回来,正好及时赶上婚礼,看上去疲惫不堪并很沮丧。也有人说,玛丽安娜那天晚上同样没有睡。她在房间里哭泣,和一位朋友在一起。这表明,政治随时会把她的权利夺走,作为妻子她终生都要去服从。在第二天拍摄的婚礼录像中,新娘和新郎在教堂里走过大主教身边以及穿越整个村子时,看上去骄傲而幸福,却显得筋疲力尽。
  “我的婚结得不错”,不久,施特劳斯给他的一个政治同道写信说:“不是特别好,但是还不错。”茨维克纳格尔家非常富有。这种富有给施特劳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它的风格,一种被巴洛克式的华美所包围着的生活:住的是修道院附近的一所庭院,从这个原来修道院院长住的庭院里,可以直达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廊台上的唱诗班,还有自古以来就继承下来的村里人对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尊敬,一个家族从多少代以来自然而然地在教育、金钱和权利上所享有的完全无可争辩的自我保障。对于施特劳斯部长来说,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结婚意味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一直想摆脱他的出身和他成长的环境。因此在拉丁语课上就像比赛骑自行车一样,他从小就总得第一。他必须是最好的,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工具——他属于这种类型的成功者。他渴望得到认可,渴望被赞赏。在他的童年,慕尼黑的舍林大街是工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人物们的地盘。父亲在1904年开了一家肉铺独自谋生,母亲曾是女佣人。
  190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莉亚降生,然后1915年是儿子弗朗茨·约瑟夫。“在所有的年月里,我的父母没有休过一天假。”他后来说。肉铺开在临街的一边,自家住在后院。厨房狭小,厕所在楼梯的拐角,父母和儿子共处一室,一个小房间留给了玛莉亚。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生活着艺术家和一些后来的“大人物”。斜对面,在舍林沙龙里,年轻的贝尔特·布莱希特在这里打过台球,托马斯·曼经常出入“老士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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