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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他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装订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另一个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
梁漱溟一生笃信佛学，孜孜思索，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正是穷于思索和苦闷，他试图从佛学中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就注意观察一些社会现象，如坐轿子与抬轿子的，走路的和坐车的。不再以为坐轿子的就乐，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轿子的正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因此觉得对人生苦乐探求与佛学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书。以至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至终生，决意为僧长达九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联语，勉人并自勉。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趣事（2）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 （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8
晚年，因年岁已高，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 9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烟不酒。酒偶尔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友事（1）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
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 “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 “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资，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济助一些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梁漱溟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一百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二百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把自己一百元工资的一半贴给萨空了。
友事（2）
写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当要提的是毛泽东，学界要写的是冯友兰，还有那个军阀韩复榘。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10
梁漱溟那场“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绝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点头相识，却不互通姓名。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当月薪八块大洋的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11
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 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12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 13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曾授其印度哲学课。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见他们的诤友情深。后冯也成为卓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