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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眸生辉，十指生花。我为昨晚那些嘀咕盲人父子的人而感到悲哀。只要有爱的种子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春天抱以信心。
坐在图书馆里，我对自己说：任何一种爱都有它存在的神圣理由，不要以狭隘的心胸揣度这个世界的深浅，也不要被世俗的云烟遮蔽双眼，睁大眼睛吧，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往往开在无人注目的角落。
三
我相信：世界因爱而改变，人生因爱而美丽。
红尘之中，有一种感动落满尘埃；茫茫人世间，有一种金子沾满泥巴。世界冰冷的时候，只要你心里暖着，拾起尘埃之上的柴禾，点起一堆篝火，去温暖自己也温暖世界。当心灵被浮躁和繁华腐蚀得变得坚硬时，请微笑着向那些心存爱意的人翘起大拇指，给他们小小的善举肯定和敬意，我们的点点爱意像黑夜里不起眼的星星之火，必将在爱的吹拂感染下，燃成燎原之势。这样的爱是一种永不消失的融融春意，这样的拇指是一杆永不降落的猎猎旗帜。
这个世界上落满尘埃的感动昭示着我，也昭示着每一颗坚硬的心：没有一种冰不被阳光融化，没有一棵草不是花。有爱在，春常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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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的云
鲍尔吉？原野
青海的草原像一块被雨水淋湿的毡子，太阳升起后，开满鲜花。白色的道路和毡房都在上面，像刚刚打开的一幅地图。小鸟儿翻飞，挑选地面上哪一朵花开得更好。河流四肢袒露，是大地脱去衣衫露出的银白色肌肤。
大地洗浴时，身体在阳光下闪光，它波浪的肋骨里藏着鱼的秘密，沙蓬和旱柳走到岸边看石子底下的金屑。
我开车去扎陵湖，路边草滩站着两个小女孩，手里拿野花。她们腼腆节制却笑得热烈，原来是鲜艳的衣裤被太阳晒褪色了，而腮边如胭脂那么红。这里没有人烟，两个孩子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这里的土地生长异乎寻常的生物，包括胭脂红的孩子。她们如同欢迎我，虽然不知我的到来。看到这样的孩子，为之情怯，仿佛配不上她们的清澈。
所谓“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句歌词在青海极为写真。大城市的人不会对外来者生出这样的邀约。纯朴的牧民，特别是孩子们笑对远方的来客，敬意写在脸上。茫茫草地上，不需要问谁是远来的人，一望即知。
说起来，想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尊敬与爱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呢？
这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关。牧人们在草场支蒙古包，地上钉楔子系绳。搬走的时候，拔出楔子，垫土踩实，不然它不长草。不长草的泥土如同有一处伤口，用蒙古人的话说——可怜，于是要照顾土地。他们拣石头架锅煮饭，临走，把石头扔向四面八方，免得后来的牧民继续用它们架锅。它们被火烧过，累了，要休息。这就是蒙古人的价值观，珍惜万物，尊重人，更尊重远方的来客。
在湖边，我下车走向拿花的女孩。她们犹豫一下，互相对视一下，扭捏一下，突然唱起歌来，是两个声部，蒙古长调。
如此古老的牧歌，不像两个孩子唱的，或者说不像唱出来的。歌声如鸟，孩子被迫张嘴让它们飞出来。鸟儿盘旋、低飞，冲入去端。在这样的旋律里，环望草原和湖水，才知一切皆有因果，如歌声唱的一般无二。歌声止，跟孩子摆摆手上路，这时说“你们唱得真好”显得可耻。
脚上的土地绿草连天，没一处伤口。在内蒙古，由于外来人垦荒、开矿以及各种名目的开发，使草原大面积沙化。沙化的泥土不知去向，被剥掉绿衫的草原如同一个丰腴的人露出了白骨。失去草原的蒙古人，不知怎样生存。八百年来，他们没来得及思考放牧之外其它的生活方式。
青海的云，是游牧的云。云在傍晚回家，余晖收走最后的金黄，云堆在天边，像跪着睡觉的骆驼，一朵挨着一朵，把草原遮盖严密。不睡的骆驼昂首望远，是哨兵。到了清晨，水鸟在湖面喧哗，云伸腰身，集结排队。云的骆驼换上白衣，要出发了，去天庭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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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
鲍尔吉？原野
我妈今年72岁，除了皱纹、白发之外，看不到衰老。她早晨跑步，穿专业田径训练鞋。我外甥阿斯汗恶搞，把钟点回拨两小时，她三点钟起床跑，回到家四点半。我爸问：“你昨天晚上干啥去啦？”以为她夜不归宿。
跑完步，她上香礼佛、熬奶茶、擦地、把煮过的羊肉再煮一下。我爸醒来，她给他沏红茶、冲燕麦炒面，回答我爸玄妙的提问：
“谢大脚到底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海拉尔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立春没有？”
阿斯汗醒来，提出更多的问题，关于洗澡、书包、鞋带儿等等。我妈应对这一切，用官员的话叫“从容应对”。自兹时起，到夜深关闭电视机，她为每一个人服务，从中总结规律，逐步完美。而她本人神采奕奕，像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谛听召唤。
但人老了，动作有些慢，手指也笨，她以勤补拙。我女儿鲍尔金娜有一条海盗式带亮钉的腰带，断折扔掉。按说扔应扔在垃圾桶里，她扔在窗台上。第二天，被奶奶用鹿皮缝好。
“哟！”女儿打量针脚，说，“奶奶，你应该考北京服装学院。”此院是鲍尔金娜就读之地。
就这样，我妈做完计划内的杂役，再寻觅计划外的事务完成之。当我媳妇把带观世音菩萨坠的金项链如勋章般给她戴上，作本命年礼物时，我妈欢喜不安。受人一粥一饭她且不安，况金银乎？
我妈像蚂蚁一样辛苦七十多年而没养成蚁王的习性，还在忙。别人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她站着；别人吃饭，她还站着。唤她坐是坐不下来的，人站着总能帮上别人一点忙。好像没人管自己的母亲叫蚂蚁，一般都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妈如蚁，没时间抬头看天，只在忙。
正月初六，我们从内蒙返回沈阳，走之前自语要到车站买瓶水。这时我妈不见踪影，同时我姐夫的鞋也不见了。
“姥姥把你鞋穿走了。”阿斯汗对他爸说。
“不可能。你爸一米八，姥姥能穿他鞋吗？”我媳妇对阿斯汗说。
我姐夫打开门，说：“你姥姥上来了。”
我妈穿一双大皮鞋上楼，手捧矿泉水。她怕我们买，连忙下楼了。为儿女的小事儿，我妈迅捷得连鞋都来不及换。如果我妈是一只鸟，一定从窗户飞出飞入无数次，把所有好东西拿回来给自己的儿女，不管飞多远。
春节前，牧区的哥哥朝克巴特尔、姐姐阿拉它塔娜和妹妹哈萨塔娜每人肩上扛着羊，给我妈过本命年。他们请婶子上坐，献上礼物（不是羊，是缎子被面、红糖、毛衣和钞票），跪拜。阿拉它塔娜双手抚胸，唱一曲古老的民歌，其他人额头伏地。
“如果大雁还在的话
小雁才感到幸福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儿女才感到幸福……”
这首歌很长，回环往复。跪地行礼的人都五十多岁了，满面风霜。我妈扭过脸，泪水难禁。他们是我大伯的儿女，每个人自小都得到过婶子的抚育。我妈像一只在林中结网的蜘蛛，把四面八方的亲戚串联到一起，共同吸吮网上的露水。
我妈对我说：“其实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看小说，就是没时间。”
时间，成了一个七十岁老太太的稀缺之物，以至于不怎么吃饭、不怎么睡觉，她把自己的心分成很多份给了别人，私享的一念是读书。我给她寄过一些杂志，她望而欣慕，夜深之后慢读，指沾唾沫掀书页。她说这声音好听。
家是碗，母亲是碗里的清水。人们只看到碗，看不见里边的清水。
雪里的火
鲍尔吉？原野
我上小学就赶上文革，学校没课上，和家属院的孩子一起闲逛。我和一个外号叫大果子的关系好，他长我五、六岁，是中学生。大果子怀抱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理想——当海员或地质队员，并为此准备。夜晚，他慢慢伸出大拇指，眯一只眼测量星辰离他眼睛的距离，“三光年”，说完撇撇嘴。
四月的一天傍晚，大果子领我到水文站院里的一条旧船上。船置红松垛上，不知什么人抬上去的。大果子摘下棉帽子，头发升腾汗雾，一看即知将要披露高妙计划。
“想抓特务不？”
抓特务是我们最为憧憬之事。电影里的美蒋特务爱说蠢话，体格差，太好抓了。抓一个特务能成英雄，能让人抬着进北京见毛主席，能入伍，能站高台子上对人讲话。
“想啊！”
“好！”大果子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掏出麻绳（绑特务用），一个木头手榴弹，一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册子，抹布（塞特务嘴用），火柴，拟与特务肉搏的两只折叠铅笔刀。
可是特务呢？
“北河套。”他说。北河套在英金河北岸。我一想，树林沙地，空旷无人，正是特务喜欢的地方，行，我们开拔了。
前边说过，已到了四月，远望柳树，团团鹅黄，野菜比青草先绿，河冰黑而暗，酥了。我们顾不上看景，集中精力找特务。大果子说：“别往远看，注意地面的脚印。”地上有兔子屎和乌鸦尸体，没有我们盼望的特务吸剩的烟头和带“USA”的罐头盒。这时起风，风在林里打了几个旋，带来雪。雪从树梢“唰唰”落下，越来越密，扑在脸上，睁不开眼。
开头，我们觉得遇雪是意外收获，在雪地踩脚印、打滚儿。后来，雪在风的挟裹下横扫而来，让人站不住脚。可怕的是风声，似鬼合唱，多声部悲怆不绝。大果子抱住一棵粗树，我抱住他的腰，稍避风，亦防被吹走。
雪埋住了脚脖子，渐至膝盖。大果子虽读过许多做海员与地质队员的书，也不知怎么办好。他磕着牙说：“这不是办……办法。走！”
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用绑特务的绳子系两人腰上，扑通扑通逃离树林，见一片开阔地，风雪更大了。我一脚踏空，掉进河里。冰碎，水过鞋。大果子拽绳使我爬上岸，又回林里。
大果子愤然把绳子解掉扔下，说：“好在……在，河不深……深。”我想附和几句，已说不出话。大果子——要说他真挺了不起——这时筑了一米高的雪墙，背北朝南，避风。当时手冻得从袖子里都抽不出来，他竟筑了一面墙。坐下，他先给我脱鞋。鞋袜与脚冻上了，一扯如撕皮肉，钻心疼。“疼也要脱、脱……”大果子帮我脱鞋袜，用雪搓脚，然后搓手。其痛苦如心尖疼，想哭使不上劲儿。
之后，大果子给自己搓手脚，然后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头顶枯枝“咔咔”断折落下。
我渐无思想意识，觉得很安逸。眼前时不时冒出一堆篝火，火苗袅娜，冉冉飘扬。现在知道，这是人冻死前的幻觉。冻死和其它死之不同是伴有精神错乱。
“灯！那有房子！”大果子嘶哑喊叫，拽我走，但我如此安逸，根本不想动，被他拽起扛在背上。
夜色里，不远处有孤屋轮廓，窗透微光。怎么会冒出一间房呢？刚才好像还没有。大果子背着我，从雪地抽出一条腿，踏入一条腿，五十米的路程走了很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