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 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 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 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 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 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3）
接下来，我们再从内涵中分析“治政”与“政治”的差异： 1。“政治”是宽泛概念，“治政”是精确概念； 政治是权力行为和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个泛化概念或说“元概念”。当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需要补加各种限定性、说明性、修饰性字词，比如说政治家、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则是精确概念，专指在大的政治范畴中的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总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对象概念；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作为对这一现象的指称，“政治”一词并未有什么明确的对象性，比如说执政党搞的是政治，在野党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亦是政治。而治政则有明确的对象性，仅对执政党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专门概念。 政治可谓无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词很难让人有一个专门的、明晰的概念意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党政治是公认的主角，因此，对于政党政治的专门研究也备受重视。治政将政党政治中的专门领域——执政党政治——明确和固定下来，既便于说明问题，也利于纵深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发现都与新概念、新名词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深化、进步或创新。通过在传统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加以“反弹琵琶”式处理，进而提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治政”概念，有利于我们将政治文明的研究细化、深化和专业化，是为第二步。 最后，结合中西方关于政治文明诸多经验和共识的实证分析，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总结为“核心问题”，或者确称为“核心归位问题”——思想归位、行动归位、规则归位。繁言之，就是要全面研究： ——执政党应当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什么位置？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出治政概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而统之地称为“政治工作”或是“搞政治”，也正是出于对“核心归位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1。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 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2。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 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而产生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3。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显。 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精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带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谋党建不能等同于抓经济，抓思想当然有别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返回目录＇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4）
（三）科学治政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治政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什么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夸奇谈，而是指向鲜明的学术性探讨，是定位准确的实践化反思，是对于执政党核心位置、核心作用的对象性、专门化表述。在当前以“全新观念（发展观、政绩观）、全面发展（全面小康、伟大复兴），全局稳定（长期性、可持续）”为总要求、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我们知道：如果只以统计数字为中心，或者反行其道、不抓经济，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如果将全面发展寄望于经济发展的“自然反应”和“必然后果”，没有充分的公民素质基础和社会规则基础；如果将全面稳定等同于没有核心、放任自流，没有坚强的治政核心和民心基石，那么，未来之路就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认真总结执政党的治政经验和历史教训，全面掌握古今中外执政者的治政方略和成功方法，深入探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历史自秦以降，出现“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后，在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代表也就是治政核心之前，出现过两种广义上的“核心”： 1。以“等级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封建地主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告终； 2。以“财富权力”为政治文明尺度的财阀军阀统治核心，他们的治国是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四大家族”和众多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处于“貌合神离”之中； 应当说，晚清政权作为封建统治的集大成，虽然经历过“康乾盛世”，但是，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反而闭关锁国，终究丧权辱国，“核心”之失何其大哉！ 蒋家王朝作为“中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虽然有美利坚的殷实后援，但是，不能顺应民心所向，反而结党营私，终究民不聊生，“核心”之为何其谬也！ 毋庸置疑，以普天下受苦受难的普罗大众的“志愿者”形象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成为坚强的战斗核心，在改革年代成为坚定的发展核心，可以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甚至一度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治政之失，如何看待不同阶段的治政之得，如此等等，如能理清脉络，读懂历史，对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将起到“定位仪”、“定盘星”和“定心丸”的重要作用。 不容懈怠，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经济全面“起飞”之际，“大国”地位凸现之时。斯时斯刻，方向正确，行动明确，规则准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要求，也是治政创新的基本内容，更是治政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注释】 ①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27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 ②《竞争的极限》，第5、6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③《竞争的极限》，第11页，里斯本小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9页，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⑤关于政治的定义及理解，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编版“政治”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⑥《不朽的声音—世界经典演讲》，第27—28页，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危机是指：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内乱），国家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