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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杨澜跟爸爸妈妈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园里，这里也是校园，这里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新鲜事物，但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除了小朋友跟杨澜有关系外，其他的一切好像都是大人的事情，杨澜太小了。直到走进学校，杨澜才找到自己的朋友。
杨澜上学了，学校的生活给杨澜打开了另一扇生活的门窗，走进校园，杨澜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另外一种天地。这里的朋友可以更多，这里可以玩的东西也更多，这里接触的新鲜事物也更多。所以，杨澜几乎是从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就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了。
上学以后，杨澜发现，学校与学校是不一样的。杨澜在走进学校后才发现，这里才是自己的开心乐园，这里才是自己可以随意性情的地方。虽然也有老师的约束，虽然也有作业的压力，虽然也有教室内外的差别，但孩子的天性很容易满足，杨澜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杨澜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在教育杨澜的过程中总是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从小杨澜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人要坚强、要有信心，要有毅力，只有这样，这个人才不会怨天尤人，这个人才不会心有不满。这样的教育让杨澜的一生都受益无穷。同时也培养了杨澜做事认真、固执的性格。
英语版《我爱北京天安门》
小学三年级时，杨澜开始与同学们一起学习英语。这是学校开设的常规课程，也许遗传基因起了作用，也许是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部环境影响，杨澜很喜欢学英语。
有时候喜欢是一回事，做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在杨澜身上喜欢的就一定是可以做好的。为了掌握英语的发音，杨澜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半个小时，用还稚嫩的声音，大声的去诵读那些音标、单词、英语断句，每篇英语课文都倒背如流。因为勤奋，因为天分，她的英语发音是班上最标准的。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杨澜在英语的学习上尝到了甜头，有了成就感，就感觉到学习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心态的转变，杨澜在其他课业上就开始显现出主动的精神状态。于是在完成所有功课，保证优秀的背后，杨澜开始涉足文艺活动。
每当学校组织演出，杨澜总是起着文艺骨干的作用，这样的活动极大地锻炼了杨澜的台前感觉，当杨澜后来走到电视前面的时候，杨澜说：“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好像昨天在学校里的演出就是今天的实习课一样。”
有一次，学校举办“六一”演出，这时候杨澜的英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她很大方地站到台上，先用汉语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开始用英语来演唱。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词用英语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阵阵掌声。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歌曲英文版。
成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用英语唱中国歌曲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时候的杨澜来说，其意义可想而知。因为这次的尝试，因为这次的成功，让杨澜知道，只要我努力了，我一定可以做到，也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从此英语成了杨澜的第二语言。后来杨澜走进《正大综艺》，到后来的走出国门留学美国，都应该与这次中国歌曲的英语演唱尝试有着微妙的关系吧。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两面看的，杨澜的学校时代虽然充满了快乐，但有时候也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同学借了杨澜的橡皮不还了，比如，上课的时候谁影响杨澜专心听讲了。这些琐碎的小事情在小孩子的心里可能是严重的事情，不及时疏导可能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抵触情绪。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普及教育心理学的概念，但杨澜的爸爸妈妈都会及时给杨澜正确的引导，让杨澜明白，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小事情还是不要放在心上的好。所以，每次杨澜回家告状诉苦的时候，杨澜爸爸对杨澜的教育都是一个短语“与人为善！”这种教育让杨澜养成了一种有话好说的习惯。
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心态。“与人为善”在杨澜的教育里，让杨澜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让杨澜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最认真的态度，最轻松的心态来认真对待，这也许就是杨澜做事情可以一帆风顺的原因吧。
其实，杨澜的父母对杨澜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杨澜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好人。当然了，好人的前提就是善良，善良也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至于事业成功与否，杨澜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重要的是希望杨澜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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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小水枪
那时候，杨澜父母的工资不是很高，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这样在杨澜的玩具购买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杨澜的玩具并不是很多。
每次进玩具店的时候，妈妈总会先对杨澜说：“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杨澜当时只有六七岁，但已经很懂事了，而且也很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杨澜觉得那很丢人！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杨澜每次都很郑重地答应妈妈，只看不买。
玩具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无疑都是一座充满了诱惑与渴望的殿堂，那是一个孩子童心里最美丽的梦想和奇迹。杨澜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着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柜台的玻璃上。那时候杨澜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在这样的陶醉过程里，杨澜体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每次的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只是那时候的杨澜没有注意到妈妈疼爱的眼神，也没有注意到每当妈妈看着杨澜眼巴巴的神情，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杨澜感到很意外。因为妈妈看到邻居的孩子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杨澜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杨澜一边亲着妈妈，一边很懂事的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因为手枪的玩具不仅好玩，拿着威风，更重要的是，标价并不是很贵。虽然那时候杨澜还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杨澜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知道应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
杨澜天生的领导能力在与孩子们的嬉戏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的孩子看到杨澜手里的小水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玩具了。在当天，几个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之后，杨澜他们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会喷水的手枪。孩子们在水枪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
于是，夏天暑假的每个炎热的中午，杨澜就带着这帮孩子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当然射击的部位主要在对手的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有时候，你刚想张口说点什么，就会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伴随着得意的嬉笑喷进了你的嘴里。有淘气的男孩子就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这些开心的、得意的、愉悦的童声，惹得柳树上的蝉儿使劲地狂叫，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陋，但孩子们的兴奋与喜悦和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孩子就是孩子，只要在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就会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幸福印象。
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敌人好人”。因为手里有枪，所以游戏就更真实，大家也玩得很尽兴，很入戏。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经常会出现惯用的台词。比如：“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或者是“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之类的话语，有时候这样悲壮的情节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已经死了！”
马上就会有反驳的抗议“凭什么我死啊，我还没有呢，只是受伤，我轻伤不下火线！”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怎么了？”
“没怎么！坏人先死，谁规定的呀！？坏人还吃大鱼大肉呢！”
“要吃回你们家吃，现在是坏人先死，电影里都这样的。”
演坏人的不干了。“那干吗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当水枪里没有水的时候，就说一句：“灌水喽！”随着一个人的离开，大家就再也没有兴趣争了，再争执下去，到游戏的时候没有水可以用的时候，那才没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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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抓捕”行动
打仗的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腻味，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觉了，于是抓特务就成了另一个活动的内容。这样的游戏需要有人先藏起来，然后有人负责捉拿。
有时候是藏人，有时候是把枪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让大家来搜索。虽然可以交叉着来玩但还是有人提议了：“没意思，咱们要是能抓到一个坏蛋，才有意思呢！”
“对啊，对啊，可咱们去哪儿抓坏蛋啊？”于是大家就沉默了，好像刚才的兴趣因为没有抓捕对象的出现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大家兴趣索然。
突然有人说：“有了，最近，我们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要不我们就把这偷车贼给抓了吧？”
马上有人说：“我们只抓特务，小偷有什么意思啊。”反驳者用一种阶级立场，用一种孩子气的思想说服大家：“自行车是革命群众的财产，我们保护了群众的财产也是一种革命行为。想来我们欢迎，不来我们不强求。”说得态度坚决，全是电影看多了后背会的台词。
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于是大家三三两两的隐藏了起来。隐藏对于杨澜和她的伙伴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玩了这么久的游戏，大家对什么地方可以藏人都了如指掌。大家约定，一旦发现“敌情”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大家的脑门，夸大家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大家呢，那样大家就可以使双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让杨澜和自己的小朋友们一起，开始了“蹲点”。
北京夏天的闷热可以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