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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很简单，我们可以这样想，比如我们的财务人员都被银行挖去做行长了，那对我们不是更方便了？因为大家更了解了。或者说我们的普通员工到其他企业去做干部、做领导、做管理者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领域就会更广泛。这个人可能在我们企业只是一个部门经理，职权有限，但他到另一个企业去做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权力大了，负责的面宽了，这样我们合作起来岂不是更密切？而且合作的成功机会不是也更大了吗？”
现在离开我们金花企业集团的部门经理、员工，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在西安当老总的有6个、部门经理的有十多个、高级经理人员也有三四十个。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黄埔军校”，培养了许多精英。其实，许多离开金花的人更想念金花，而且更为金花着想。这些人把金花的优良品质带走，而且传播下去，这在无形中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无形资产。
我把这些人看作是我们金花的财富，那些离开的员工过生日，人事部门、办公室都会寄去问候。他们在商业机会上也首选金花作为合作伙伴。我经常听到有人自豪地说：“我是从金花出来的！”
我真的为此感到骄傲，我觉得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就应该是一个有心胸的人。我的座右铭：“上善若水”，朋友之道也是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周福仁：生意小的时候靠感情
关于交朋友这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年轻时，喜欢那些与我有同样观点、习惯也差不多的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结交有一定职务或是有一定素质的朋友。
倒不是说“敬上”，而是我发现，一个人的职务越高素质越高，他的层次就越高，影响力也就越大。
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大儿子周伟，二儿子周超都在西洋集团工作，他们结交的朋友一般都是事业有成的，或是政界的或是商界的，总之是各有各的长处，我的孩子和他们经常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经常跟孩子们说，乱七八糟的朋友一定要回避。否则老是跟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先不说浪费自己的时间，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让别人看到，还以为你也是一路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总跟不好的或者闲杂人等处在一起，会让人以为你也不怎么太正经似的。
我自己做生意是从小做到大的。现在总结起来，我觉得生意小的时候靠感情。我在做生产队长时，搞副业，销售都是我去做。当时，生产队没有人能出去门，干什么，我当队长兼销售。我靠什么呢？就是靠感情。别人都觉得我特别忠厚，特别实在，朋友处得特别好。他买我的东西，不给我钱，他不好意思。现在不行，企业大了，要靠制度，靠规则，要规范管理。生意上能合作的就合作，如果遇到非常卑鄙，手段恶劣的人，只能远离。
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我每走一步，特别是刚起步的时候，非常需要有人帮助。西洋集团有许多骨干，年纪都比较大，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为我服务，我很感激他们。交朋友说到底还是一种情感。我在自己的事业上，应该说也使用过“朋友外交”，“感情销售”；不过我也有一些非业务关系的朋友，社会上交往的朋友，他们对我的事业好像没有起过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常有人问我，我的事业这么成功，是不是有“职务特别高的朋友”给予我“特别关照”？老实说，这样的事也是有的。我办不了的事情，力不从心，朋友帮我办，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不过，所有的这些支持都是建立在“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没有理解和信任，怎么可能有支持呢？
人在世上行走，要做成事情，谁不需要支持？
像“人”字这个结构，一撇一捺，不就是相互支撑的意思？所以我的很多朋友，就是通过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时间一长，感情深了，就形成了友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说的就是人和人的感情，真的朋友总是要经过一些事的。比如，我和一些领导开始也是不认识的，后来我去找他办事情，一来二去，互相了解了，彼此之间有了敬意。因为工作关系，慢慢地成为知心的朋友。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是搞镁制品的。镁制品是个资源型行业。我们集团所处的英落镇资源很少，基本上都是到外面买矿石，搞生产。我们开始时只有一点矿，很快就挖没了，全部矿石都是外购，到外地买下一个山，或租下一个山。
1993年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当时，海城有一个叫马风的地方，海城市政府圈下来，留作后备资源，不允许私人去开采。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当时正在那里做，市里一规划，这一片儿我们也不能再做了。这件事对我的企业是非常大的。幸亏我有很好的朋友，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后来找到主管领导，对他说：“企业发展很不错，已经在开采了，如果中途退出，对企业的损失很大，能不能划出一块，让他们去做？”应该说，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这个“例”是不会为我破的，我很感激他们给我的支持，这是一种朋友之间的支持。
有人说财富会成为人与人交往的一种障碍，我不这样理解。财富只能使我们结交更多值得交往的朋友，并且使我们有条件帮助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
曹德旺：我喜欢跟诚信的人交往（…
我跟官方的关系非常好，但我从来不拿这种关系来做生意，我知道他们当官的也很困难，我不是那种贪心的人，所以我从来不开口要他们为我做事情。
比如说我知道最赚钱的是房地产和娱乐业，但我一直没有去做。我就是想做玻璃，因为那是我的理想，很早以前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
对我来说，从上到下，无论什么样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进行接触，我比较喜欢跟有诚信的人交往。我非常讨厌跟拍马屁的人交往，这种人说两三句话我就知道，有的时候不用说话，一看就知道。
曾经有一回，有一个地方领导请我吃饭，那是1987年年底，那个领导是一个厅级干部，他要请我吃饭，我当时觉得很不妥，所以我就跟他说：“有什么事你就跟我直说吧！”那个干部就对我讲，说自己马上要退休了，想在退休前替福清做点事情，因为他是福清人。他要为福清办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开一个龙舟赛，希望我出5万元的赞助，说好冠军的奖杯就叫“福耀杯”。我说，那好啊，就给了他5万元，而且还签了合同。结果后来他又找了省里其他的干部，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著名的印尼华侨，最后拿到60万港币的赞助。可是他跟我签的合同在前，于是他就开始耍赖。他也不请我吃饭了，而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国际赛会如果以国内企业命名不妥，应该改成福建省国际龙舟邀请赛。”我说：“领导说不妥那肯定是不妥，领导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那不对怎么办呢？”
过几天他又把我找去，跟我说：“现在改成国际杯了，那第一名应该是省长发了吧？”我说：“那你不是有第二名、第三名什么的吗？”后来说来说去，我听懂了，要我的杯作纪念杯。我说为什么，他说别的人拿了60万港币做赞助啊！我当时特生气，就跟他吵起来，他说：“那你先回去。”我回去以后就让公关部的人跟他谈判，谈判没有结果，到比赛那天，我只派我的门卫去参加。可是他们又偏来请我，说要我去给冠军颁奖。我心里想，你这些人混账，还想骗我！
后来我就去了，到我颁奖的时候，我就把奖杯丢到水里去，然后拍着桌子指名道姓地骂，当时全场都呆了。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趋炎附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和这种人打交道，更不要提交朋友了。
比如说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喜欢一个人打，我从不跟人家打。因为那些平民百姓有求于我的人，都会忙着帮我拖球杆拿鞋子，我不习惯，我这个人天生奴隶相，看不得别人这样子对我；但是我也不喜欢和达官显贵一起打高尔夫，一帮子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有人拖球杆有人提鞋子。我既不想让别人卑躬屈膝地对我，我自己也不会这样卑躬屈膝地对别人，所以我就自己打，从1996年一直到现在。
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跟人相处的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到一个工地做工，做工是因为欠了人家账，结果不仅没有赚到钱，又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把随身带的东西全部烧掉，只剩身上的一件破衣服和一条短裤。以后的整整28天，我没有洗过澡，没有刷过牙，没有正经吃过饭，就一直在一个电线杆子下面给人家修自行车，没有房子住，就是一个电线杆子，有一捆稻草遮着，肚子饿了就靠着来修车的老百姓给我半个地瓜，一杯水，一个馒头这样过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我最穷困的日子，但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和所有的人关系都很好。工地上的民工，知识青年以及书记，所有的人都跟我很熟，包括知青，他们杀了猪总会给我留一碗肉。
我就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给我很大帮助的人，他的名字叫王以晃。我们之间是真正的朋友关系，他待我真心，我待他也是一样。
当时应该是1972年，正是夏天的时候，我在工地附近的大树底下乘凉，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裤子长长的，跟刺猬一样。人很瘦，头发乱乱的，带着军用包，那个时候很时髦的军用包啊，从永泰方向往大洋镇方向走，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我讲：“那个吊桶借我一下，打水的。”我说：“好，你借来干什么呢？”
他说：“我要借来打水喝啊。”
我听他的普通话听出他是福州人，我就跟他说我也是那个方向的人，他就用福州话跟我讲，说自己是连江馆头人。后来我告诉他那水不能喝，井水里有血吸虫。我让他跟我到我的宿舍里，那里有一壶茶。他一面喝水一面对我说：“已经两天在永泰买车票买不到，今天我上不了车就从永泰走出来，要走到福州去。”
我就劝他：“你不要再走，你才走一半的路，你的体力不够会走不动的，干脆，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我明天送你上车，这条线的交通车跟我很好，没有票也可以上车的。”
这样他住下了，茶喝过烟抽完，又去洗了澡。我知道他没有吃饭，可是我也没有菜，只有大米。我就用大米煮稀饭，一斤大米煮的稀饭他全部吃下去，可以想象他饿到什么程度了！
谁能想到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曹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