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耙怠�
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正式决定改变专业。我的导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以后，发现我是慎重考虑过后作出的决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还帮我办理了转系手续。现在，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随后，我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也证明了，一个人的兴趣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学习热情，找出我那时的成绩单，你能鲜明地感受到分水岭一般的变化。
之前在“政治科学”专业，我的成绩单上不是B 就是c，到了“计算机”专业，我如鱼得水，每天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兹维·郭历理（Zvi Galil）教授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的课，被公认为是计算机专业里最难通过的一门课。虽然教授是个以色列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的英语很难懂，因此，同学们上这门课都很挠头。这样一门课，我居然考了l00 分，也就是A＋的分数，创造了该系的一个纪录。郭历理教授找到我说，“这门课程从来没有人得到过100 分，你居然就得到了。”他多年以后见到我，竟然还记得我就是他的课上唯一得满分的那个学生。
大三大四，我就开始和研究生一起选修硕士和博士的课程，接手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些项目就是一个个的课题，在这些领域中，我尝试着攻克一些难关。
在“自然语言处理”课上，我提出：“能否挑战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能否用计算机写一个程序，表现和人一模一样，让人都无法分出真伪。我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做一个即时通讯的系统，通话的另一端不是人，而是软件。我当时和另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华人同学胡林肯（Lincoln Hu）一起，做了一个模仿老师的软件，可以回答任何和“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程序并没有 100％模仿成功，但是其表现超过了老师的期望。老师非常喜欢我们的创意和成果，给了我们最高的A＋分数。
在约翰·坎德（John Kender）教授的计算机视觉课程上，我和胡林肯做了一个运动光显示（movinglight display）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人的四肢上绑上灯光，然后在人自然行动时捕捉灯光的移动，再从中推算人的四肢物理移动公式，探索如何模拟人的四肢行动，做出人类走路和其他行动的仿真合成。这个问题有许多数学方面的难度，我们找到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是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博士写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成绩发下来，我依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最好成绩A＋”。
约翰·坎德教授很惊讶，他对我说：“开复，真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你应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直接交流交流。”“什么，约翰，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啊！”我很惊讶地说。“怕什么，这对你们的研究大有好处啊！”坎德教授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坎德教授其实是在为我申请卡内基·梅隆大学铺路。后来，我真的给里克·雷斯特打了电话，交流了我们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些看法。就是这个电话，让我后来的人生又有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我毕业的时候，坎德教授推荐我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念计算机博士，而雷斯特教授一直记得我的论文，所以，他就帮我作了一个建议录取的推荐。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和雷斯特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跑去微软工作，我当时去了苹果，我想去找他合作，被他婉拒了。后来，又是他把我挖到微软，成了我的老板，而我从微软离职的时候，又是他警告我，“小心，鲍尔默真的会告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我合作的胡林肯，他也是从台湾来的小留学生。这两个项目的成功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方面。胡林肯后来成为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s＆Magic）的首席技术官，他在《深渊》、《终结者》等著名影片中负责用计算机图形来模拟特殊效果，两度得到奥斯卡科学技术金像奖。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GPA（grade point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3．5，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下滑到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我此后三年的GPA 达到了4．1（2个A 一，l4 个A，10 个A＋），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GPA，使之达到了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政治科学系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和我分享旧照片的时候，我猛然发现，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在我们的班级合影里。我惊讶地问他：“难道奥巴马曾经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对方说：“是啊，你难道忘记了，班里有个喜欢戴帽子的黑人同学？”我恍然大悟，原来坐在教室右后方的角落里，总是戴着一个大帽子睡觉的那位，就是如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啊！而当时的我，总是坐在教室的左后方睡觉。后来我见到一位从事律师行业的老同学，他笑着对我说：“转系亏了吧，不然说不定你现在也是教育部长呢？”我哈哈大笑说：“你没转系，现在也不是司法部长啊。可惜的是，我都没怎么和奥巴马说过话呢。”玩游戏，打桥牌
大一的时候，我迷上了设在校园中心的电子游戏机。我像很多孩子一样，从刚开始试试玩，到后来就走火人魔了。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的简单多了，我常玩的一种游戏叫做Space Invaders（外空侵略者），屏幕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游戏者只要把它们一一击中就能得分。那个时候的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慢慢移动。即便这样，校园里依然有无数 Fans（粉丝），排着队玩。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到了后来，我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位数，最高分数是9 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清零。而且，每个妖怪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 999分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超过了 9 999，机器就会自动清零，因而就无法记录下你的分数了。为了保持我的纪录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
边计算自己的分数，玩到9 999 分，我就自杀，这样，机器就正好将纪录保持在9 999 分。而这样，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到后来，我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我每天的战绩几乎都是 9 999。我每次都把自己名字的缩写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看到这个纪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而当我一出现，大家都会说：“看，高手KFL 来了！”
大一下学期，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挑战性。于是，我重操旧业，疯狂地玩起了桥牌。
在美国，桥牌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有着社会公认的繁琐的“升级”制度。一个人只有不断累积分数，达到300 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桥牌“终身大师”的荣誉。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国桥牌联盟为了鼓励大家玩桥牌，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终身大师”的级别。
不过，要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绝对需要长期的狂热。美国桥牌联盟刚开始规定，每打一次桥牌比赛，选手可以获得大师分，比如你在俱乐部得胜可能得0．1分，赢了十次比赛才得到一分，那么要比3 000 场才能拿到“终身大师”的称号。这样有了目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都很热衷桥牌，他们有的是时间，这么一来，社会上打桥牌的人就增加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一定都是桥牌高手和专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的老人。
不过，后来有人抱怨“终身大师”的“含金量”不够，于是桥牌联盟增加了两个规矩，比如，在300点里面有 50 点一定要是在国家级别或者大区比赛里面得到的，50 点是小区比赛获得的，这样一来，“终身大师”可不是单凭“耗”就能得到了的。
那个时候，美国狂热的业余桥牌爱好者都以拿到“终身大师”为荣，并且为此积极地努力着。而我从高中阶段，就已经为桥牌着迷，因此得到“终
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打六场，每次五小时。这样下来，每星期除了要花30 美元的比赛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每去桥牌俱乐部打一次桥牌，如果赢了对手只能得到“0．1”分，这意味着打到终身大师的级别，几乎遥遥无期。但那个时候，我处在学习“政治科学”的枯燥乏味当中，完全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于是，我开始走火入魔，为了积累点数，我们还去一些社区的俱乐部里打，因为社区的俱乐部里尽是些牌技不佳的老人，我们赢了他们可以容易地得到加分。一直到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社区第一名的奖杯。那就是我们赢了一些退休在家的爷爷奶奶们的结果。
不过，现在想一想，和退休的爷爷奶奶打牌完全不是为了提高牌技，而是为了单纯地积累分数，这样的玩法确实有点“无聊”。
后来，为了积累分数，我们经常不惜血本地参加各种比赛。有一次，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我和我的搭档坐飞机跑到了北纽约州的一个城市里，四个人住一个酒店打牌。其中两个人睡床上，两个人睡在地毯上。我们参加的是四人赛（就是四个人一队），每晚我们都要开会，犯错最多的两个人都要作检讨，而且只能睡在地上。
我们一天打四场桥牌，分别是从早上6 点打到9 点，从9 点到l2 点，从下午2 点到下午5 点，从下午6 点到晚上8 点。没日没夜地打牌的结果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败部冠军”的成绩。所谓“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