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
●大家共性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我们用“一帮一，结对子”来解决。但是这么多人，上千万的人，你必须用政策来解决。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制定出一个能够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又能够解决，真正能够切实解决大家问题的这样一套政策。
●小额担保贷款这个政策如果能够真正推行得好，推行得开的话，能够使我们很多下岗失业人员、很多劳动者创业的梦能够实现，而且能够在全国实行一个创业的高潮，这样就使我们就业局面大大改观。
●我接到过许多下岗失业人员给我写信，就说这个政策没落实怎么办。我都是这样：我直接和我们当地的劳动部门打招呼，这样能够一个一个解决。但是我们希望是不光是一个一个地帮助，我们希望这个政策得到普遍地落实。我们就要在今后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更好地解决，把这个政策落实到大家的身上。
【思想交锋】
陈伟鸿：怀着同样的期待，这个春天我们依然在一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春天的约会”。“春天的约会”是我们关注重大民生话题的一个两会特别节目。在林林总总的民生话题当中，城市就业再就业的话题，对我们大家来说并不陌生。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达到了900万人，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是十分庞大，可这个数字仅仅要应付每年新增要求就业的人数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忘记目前我国还有将近一千四百万的下岗失业人员。可以说，就业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僧多粥少的局面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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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2）
王小丫：今天的面对呢，要从这里开始。这是一封遗书，是一位母亲写给她女儿的。我念给大家听：我的乖女儿，不要恨妈妈。你已经长大了，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很好地活着。在你生活的道路上，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长心了，不能像妈妈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妈妈再也不能培养你长大了，因为妈妈活得太苦、太累了。最后写的是：妈妈遗言。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她没有真正地离去，她活了下来，她就在我的身边。这就是这位母亲，王桂玲大姐。我要特别高兴地告诉大家，王桂玲大姐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王桂玲大姐的故事。来，我们用掌声有请王大姐。
◆曾经走上绝望的道路
陈伟鸿：小丫刚才在念这封遗书的时候，我注意到现场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氛围当中。对于那段日子，对于王大姐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这封遗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王桂玲：那时候是1994年，我成为了北京市第一批的下岗职工，就在我下岗的同时吧，我的前夫离家出走。
陈伟鸿：对于当时下岗的你来说，这相当于雪上加霜。
王桂玲：对。
陈伟鸿：还有什么样的打击让你在那一刻就做出了走上绝路，这样一个想法？
王桂玲：就是他出走以后，正好我是下岗。这个时候呢，孩子又面临着9月份开学，开学需要学费，上初一。但是他走时候，一分钱没给我留。后来就跟街坊借了钱，借了700元钱，让孩子开了学。开学以后呢，孩子上学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突然间高烧，肚子疼，特别着急，得把孩子送到儿童医院。到了儿童医院以后，人家说马上就得留下，孩子是急性阑尾炎，得做手术。我说得需要多少钱押金，他说1500元钱。当时这1500元钱，说实在对于我来讲是个天数。我没地找去，后来我就把孩子一个人扔到了医院里头，我说你躺这儿别动弹，等着我，我去给你找钱去，就这样自己跑回家了。跟父母拿的钱，然后孩子第一次住院，花了将近1300元钱。
王小丫：那个时候孩子几岁了？
王桂玲：孩子不到12岁呢，还。孩子回家歇了一个星期后再开学，孩子夜里又是突然间高烧，又给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又留下了，说可能你上次手术没做好，肠粘连，还得留下。这样又留下。医院又跟我要1500元钱。这时候1500元钱，真是要我的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自己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就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怎么什么事都让我给赶上了？我真是想了许多，也想了许久。我必须走出一条路来，最后我只能选择了死。
陈伟鸿：那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透露这个想法？
王桂玲：没有，任何人都没有讲。刚开始呢，我就在想，怎么死法？我弄了25片安眠药，当我要死的这一宿，我守着我孩子哭了一宿。真的，我看我熟睡的女儿非常可怜，我就觉得我那孩子她招谁惹谁了？我不知道。生在我这个家庭，算倒霉了。真的，就那么想的。就这一宿，我抽了一包烟。我从来不会抽烟，真的。
陈伟鸿：是寄希望于通过抽烟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内心的痛苦。
王桂玲：对。
陈伟鸿：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走出来。你还是决心要离开你心爱的女儿了。
王桂玲：对，当五点多钟，我写完遗书之后，我就把它叠好了，装在她抽屉里头。我回头看了我孩子的时候，还是非常难受。
王小丫：她在熟睡当中。
王桂玲：熟睡，对。拿起这25片安眠药，拿到嘴边上拿下来，真的，不忍心往下咽。我就觉得，我不能死在这屋里头。我死在这屋里头，孩子醒了，一个是害怕，再有，这个屋就永远没有人再能住了。真是考虑这个。
王小丫：想到女儿将来可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王桂玲：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不行。我不能死在屋里头。想来想去，我也离家出走吧。
城市就业（3）
陈伟鸿：你也走了。
王桂玲：就是这样。那是1994年的10月份，我自己毅然决然地坐上北戴河的列车。10月份的北戴河人很少。
王小丫：多冷啊！
王桂玲：很冷，然后自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一直就向大海里走。真的，当时一个浪头打过来，一下就淹到我的小腿肚子。特别地冷，激灵一下自己站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好像看到我的女儿了向我招着小手：妈妈我不能没有你。
王小丫：但是当时你已经在海里了。
王桂玲：已经走下去了。
陈伟鸿：仿佛间看到女儿向你招手。这种感觉是一下子就让你止住了脚步。
王桂玲：站那儿了，当时我就觉得孩子在喊我，在我眼前这么晃啊，说妈妈我不能没有你，你赶紧回来。当时我真的一下，可以说是被这种亲情给呼唤醒了。当时的那种无奈，我就觉得我是世上最倒霉的，怎么没有人救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在沙滩上，结果哭了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当时就是感觉哭完以后，心情好多了，坐在那儿想。后来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的女儿，我得回来。
陈伟鸿：真是想着为女儿，从北戴河又回到了家中。
王桂玲：就这样。
◆抱着“铁饭碗”不放的观念必须改变
陈伟鸿：这一刻我们真的有些欣慰了。因为想到了女儿，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她没有继续往绝路这条上走。
王小丫：我是特别不能听到这样的词，就是孤儿寡母。然后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我觉得承受不了。因为都是女人嘛，对于这些下岗的工人来说，好像所有的痛苦一下全都集中在他们的肩上。
陈伟鸿：对。突然所有的苦难在一个点上爆发了，所有的打击都一下来了。不过我觉得总是有好心人的，比如说王桂玲大姐，在最难的时候就遇上了这么一位好心人。这位好心人，就是崇文职介中心的党委书记刘燕平女士。现在我们有请刘书记。
王小丫：好，欢迎他。
陈伟鸿：请好心人就坐
王小丫：请坐。
陈伟鸿：其实当你碰到王桂玲女士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处在生活的最低谷，她特别想找一份工作，她跟你表述过这样的一种心情吗？
刘燕平：她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她（谈）。她就说说她的经历，她做过售货员，我就给她推荐了一份工作，在我们崇文区的一个纺织批发公司。
陈伟鸿：那那份工作当时多少钱？当时应该是800元钱？
刘燕平：没有。
陈伟鸿：没有？600？
刘燕平：500。
陈伟鸿：小丫如果是你的话，失业了那么长时间，突然间有一个五百元钱的工作可以让你去做。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小丫：我300我都去。
陈伟鸿：真的？
王小丫：那个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陈伟鸿：那我们来看看王大姐那个时候的心情跟小丫是不是一样？是这样吗？我一定要做这份工作，太难得了？
王桂玲：不是那样。我犹豫。为什么犹豫呢？这个批发和我原来干的整个不一样。后来刘书记跟我讲，说这个企业比较好，是国有企业。你要干好了，三个月给你转正。就这三个月转正，把我给拴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思想，还要回到国有企业端起这铁饭碗来，给我上上保险。我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当时就给了这一句话以后，我就跟打了激素似的，那天天玩命给他干，没黑天没白天地，然后干到年底。在一次元旦之前我们聚餐，经理在聚餐会上说了，说小王你这个转正，我给你报了，没批。我一下就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下了。我有一种感觉，我受骗了。这个时候转头又来到职介，我为什么要辞了。辞了，我找他们算账去。
王小丫：找谁？找刘大姐算账？
城市就业（4）
陈伟鸿：刘大姐，你还记得当初王大姐推门进去，是不是气冲冲的？
刘燕平：完全就是一个烈女子就进来了，气儿挺大，一进屋就说你们不是骗人嘛。因为我觉得她可能对就业、找工作不太懂，她不太了解自己，那时候也不了解市场。最后我也是跟企业那边打了电话。他们也来人了，最后就说半年以后再看。但是我觉得呢，桂玲在这个时候，她就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转正，就说我还要抱一个铁饭碗。我觉得不管这个企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桂玲来讲，她这种观念有问题。最后我也特别……她烈我也烈。
王小丫：您能怎么烈啊？
刘燕平：我就说了，我现在想起来也挺可怕的话。我这人说话有时候挺狠的。
陈伟鸿：可怕到什么程度？您都跟她说什么？
刘燕平：有点狠，点醒她。我当时说，我说如果你这个铁饭碗，这个观念不转变，你还会到北戴河去自杀。因为那个时候撂下了一句话啊，真的，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怎么跟她讲都讲不通。她就认这个，就钻这个胡同里就出不来了。所以最后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可能把她给敲醒了。
王小丫：她不是钻胡同，她是钻牛角尖了。
刘燕平：真是，钻进去就不出来。你看事实证明，现在企业哪还有再给你转正不转正这一说啊。
陈伟鸿：我觉得刘书记真是特别有经验，而且是非常坦诚地把他们的实际的想法告诉你。
王桂玲：对，对。
陈伟鸿：但光转变观念，可能还很难找到工作，对不对？况且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太理解，什么叫转变观念？为什么要转变观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