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很可能和大萧条时一样糟糕，甚至更加糟糕。
本书聚焦于美国，部分原因在于书中的许多内容由详细的数据分析构成。其他国家经济的可用数据没有美国数据那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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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往往也没有美国数据那么可靠。我专注于美国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是最近这场危机的震中。不能机械地认为对美国情况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但是，既然美国是震中——换言之，即危机在其他地方爆发是因为它首先爆发于美国然后才扩散开来，因此，对其他经济体讨论的较少并不会削弱本书对危机和衰退背后存在的长期经济困难所作分析的充分性。
主要论点
利润率——即利润占投资货币量的百分比——存在着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约翰·富拉顿（JohnFullarton）、卡尔·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资本消灭〃——即金融和实物资产价值下降或实物资产本身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扭转了这一趋势。矛盾的是，就像大萧条和二战之后出现了繁荣那样，这些过程同时也恢复了盈利能力，从而为新一轮繁荣奠定了基础。▌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然而，在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被消灭的资本价值，与大萧条和随后的世界大战中被消灭的资本价值相比要少得多。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大萧条消灭的资本价值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鼓吹者们所预期的数量，同时严重萧条环境的持续存在使劳动人民明显变得更加激进。政策制定者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再次发生，因此他们现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防止资本价值被全面消灭。这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经济低迷没有像大萧条时那样严重。但是，由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被消灭的资本价值比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要少得多，因而利润率的下降过程没有得到扭转。正因其没有得到扭转，从而盈利能力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不足以支持新一轮的繁荣。
这一因果链是容易理解的。利润的产生使得为利润而投资成为可能。所以，毫不奇怪，利润的相对缺乏导致了资本积累率（即在生产性资产上的新投资与现有资本数量之间的百分比）的持续下降。停滞的投资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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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产出和收入增长缓慢。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收入增长的迟缓使得人们更加难以偿还他们的债务。利润率的下降，再加上支撑公司税后利润率的所得税率的降低，导致了税收的大幅下降，增加了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为了应对经济的相对停滞，政府一再采取刺激债务过度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人为拔高了盈利能力和经济增长，从而多次导致泡沫破裂和债务危机。最近这场危机则是其中最为严重和最为剧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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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经济衰退也已在两年前被官方宣告结束，但是，由于大量失业和房价剧烈下跌，债务问题仍在持续——目前，欧盟的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似乎是衰退结束以来妨碍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住房和股票的价格的增长足以代替真实现金储蓄，因此他们一直乐于增加借贷减少储蓄。然而这些增长已经消失，许多人开始担心他们是否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住房，于是他们已经开始减少借贷增加储蓄。由于在债务、失业和房产行业等方面的问题仍持续存在——可能还有他们担忧自己的现有资产遭受额外损失，最终不得不报告他们现在还未〃认识到〃的损失——因此放贷者更加不愿放贷。低水平的借款/贷款导致了支出和经济增长变得迟缓。
我当然不是在鼓吹资本价值的全面消灭——也不是在鼓吹其他任何意图使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的政策；我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资本价值的消灭似乎的确是我所概括的系统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它没有导致革命或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话。企业和个人破产、银行倒闭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规模浪潮将解决高悬的债务问题。新业主能够在不接手其债务的情况下以大甩卖的价格接管企业。这将提高潜在的利
润率，从而为新一轮繁荣创造条件。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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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经济将继续相对停滞，并易于发生危机。
传统左派观点
本书不是我原计划要写的。2009年初，我开始进行经验研究，它最终成为本书的核心内容，但那时我头脑中有另外一个十分有限的目标。然而不久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促使我深入挖掘并扩展了我的研究范围。
要理解我逐渐认识到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需要通晓在美国近期经济史以及它同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左派的传统见解。下面是传统观点的一个简要概括。（在本书后面，我会引用多位作者并提供引文）
根据传统见解，利润率的下降始自〃二战〃后经济繁荣的早期，并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迷。但到那时，经济政策已经转向〃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这导致工人所受剥削的提高。因此，美国工人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工资与几十年前相比没有提高，因而他们的收入份额出现了下降。剥削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大幅回升。通常情况下这也会引起积累率的上升，但这一次却没有。
传统观点把积累率没有回升归咎于经济的〃金融化〃。这种观点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化诱使企业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资于金融工具，而投资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本资产（工厂、机器等）的利润份额较少。其结果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比〃二战〃后前几十年弱。这一因素，再加上新增的借款——它使劳动人民能够在其收入份额下滑的情况下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准，已经带来了长期债务问题。这些债务问题与其他同样源自金融化的现象，被认为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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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于近期经济史的这种解释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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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确信传统见解的支持者们错误衡量了利润率。但那时我还没有理由确认他们的测量高估而不是低估了盈利能力的提高。那时我也不怀疑他们的其他经验断言是基于事实的。然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
1980年代初期以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没有出现持续恢复。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公司的税前利润率一直趋势不明，基于更加广义的利润概念——它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更为近似——的利润率则持续下降。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并没有导致美国公司降低投资于生产的利润份额。与1947—1980年期间相比，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他们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入到生产性投资（2001年以后的份额下降是一个统计上的偶然）。相反，利润率的下降解释了积累率的下降。
美国工人得到的实际报酬并没有比几十年前减少。他们的实际报酬是上升的。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下降。目前这一份额高于它在1960年的水平，并且自1970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
这些发现没有损害这样的断言，即债务的长期积累是最近这场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传统左派观点的所有其他因果断言都失败了。
传统见解暗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是一场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当然，金融危机引发衰退，而且金融业的具体现象（如过度杠杆、高风险抵押贷款等等）都是其重要原因。但我所说的〃不可还原的金融的〃，意指左派传统见解所持有的那种观点，即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最终根源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由金融化带来的宏观经济困境。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脆弱性被认为与这些宏观经济困境无关。事实上，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根本不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作为衡量其表现的关键标志的利润率在1980年代初期之后得到了大幅恢复。
这一争论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危机与衰退的长期原因是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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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能够通过废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来防止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没有必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由〃价值〃或抽象财富无休止的扩张这一目标所驱动的生产体系。这样，被危机提上日程的就不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的转变，而是需要这样一些政策，即诸如金融监管、积极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许还有金融部门的国有化等等政策。2
另一方面，如果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是危机与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原因，那么这些政策建议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它们充其量只会推迟下一场危机。人为的政府刺激将带来不可持续的增长，这将使下一场危机爆发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除非最终盈利能力得到恢复，或者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出现变革，否则经济将持续低迷。
本书有何不同
关于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已有相当多的著作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左派见解。同绝大多数这些主题的其他著作一样，它们中有许多致力于讨论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如我前面所说，本书与这些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关注长期的根本条件，这些条件使金融危机能够引发一场尤为深重长久并具有持续后遗症的衰退。
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左派著作也关注于根本原因。它们中的一些——例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FosterandMagdoff；2009）、哈维（Harvey；2010）、迪梅尼和莱维（DuménilandLévy，2011）以及麦克纳利（McNally；2011）——提出了前面所讨论的某种版本的传统左派观点。有些著作，例如福斯特—马格多夫和哈维的著作，同样强调了这样一些虚假的事实，即工人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下降，由它导致的需求匮乏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所弥补。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危机似乎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不认为这些观点与事实相符合，我相信没有偏见的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的经验分析至少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其他一些著作似乎把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它们反对或部分反对传统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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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Harman，2009）、罗伯茨（Roberts，2009）、卡尔谢迪（Carchedi，2011）和马蒂克（Mattick，2011）。在这个书单上还可以加上诸如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