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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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崛起- 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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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郑思肖也把蒙古人说成是“犬羊”,也没什么事。耶律楚材这个人也很有名,堪称一代名相,是我的偶像,但我觉得他还不够有名,至少柏杨先生没有把他列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蒙元时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盛世,与最负盛名的唐帝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造反的朱元璋也对元朝的盛世大加赞赏,在《明太祖实录》中他赞叹道:“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朱元璋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成功的皇帝,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明帝国也是唯一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帝国,朱元璋对底层生活是有切身体会的。当时来到元帝国的欧洲人对元帝国的祥和安定十分惊讶和赞叹,那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大赞元帝国,还有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对元帝国的社会有过一段很细致的描写:“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蒙古皇帝蔑视汉文化
  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尽管蒙古统治者统治中国上百年,但其实仍然是一种“游牧心态”,即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当成了一个敛财的地方。
  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说,“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至于现在流传蒙古人享有初夜权一事在正史中从未被提到,明代编撰的《元史》中也未见提及,不过,占有女人这事估计蒙古人也没少干。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虽然中国历史上贪官遍地都是,但元帝国的官吏并非简单的贪,而是出自浓厚的奴隶主心理,也就更加野蛮。元帝国政府也继承了以往宋、辽、金各政府中一切野蛮无耻的政策,如官田(指死于战争的人,其田地被充公)、公田(从汉人手中夺取的土地,因各种原因被罚没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蒙古政府获取后很快就被重新分配给蒙古王公贵族,而蒙古王公贵族手中除了有赐田之外,还享有分地管辖权,因此很多土地都集中在蒙古人手中,其中有的蒙古王公享有的土地面积能达到两三千平方公里。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竟仍然喜欢游牧生活,因而故意将大片的土地闲置,使之荒废,为的是让他们在此找到草原生活的感觉,重温草原上放纵驰骋的日子,其面积有时达到数万公顷。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3)
在蒙古统治者的下层,还有一大群被称为“驱丁”的人群,他们的地位相当于牛羊,对他们而言,是完全回到了奴隶社会。在初期,蒙古人将大批南方汉人送往北方,然后当做奴隶变卖。元帝国的佃户制度和之前朝代不同地方是将奴隶制度和农耕制度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独特而野蛮的奴隶—佃户制度,也就是说,佃户全家和所有土地都是管辖他们的蒙古人的私有财产,男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奴隶,女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婢女,所以,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最野蛮的帝国,是一种用奴隶制的方式管理下的农耕社会。
  蒙古人奴隶主般的统治方式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奢华的蒙古贵族和各族官僚,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温饱线和贫困线之间长期徘徊,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在蒙元时期涉及民生的产品生产工艺出现了大幅倒退。本来,蒙古人是最需要两种人的,一个是宗教人士,一个就是技术人员。他们在征服战争中经常大屠城,但总是不杀这两种人,宗教人士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各种技术人才则是蒙古人最需要的,但最尊敬的和最需要的这两个词在这里不能颠倒使用——蒙古人需要技术人才,但并不尊重他们,而仍是把他们当做奴隶使用。在蒙古军队四处征战的时候,总是有大批技术人才或者跟随军队行动,或者在后方进行各种技术生产。蒙元帝国时期,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吏的家中拥有大量的奢侈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用品则显得很粗糙,其生产工艺要求已经达到了最低点:能用就不错了。
  蒙元帝国最不得人心的政策就是民族隔离政策了。在今天看来,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法西斯制度,遭人痛恨,但在工业革命以前,种族隔离制度算得上是一个正统的政治制度,欧洲有贵族制度,印度有种姓制度,中国有世族制度,蒙古人的制度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分层制度。但人们是不会因为历史上一直存在过,或者其他国家也流行过而原谅这种制度,容忍只是因为无奈,或者说还能活得下去,而一旦生存成了问题,那就必须纠正平衡了。蒙古人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世族制度相比,蒙古人的制度还是显得太*裸、太野蛮了,世族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而蒙古人的这种制度则是来源于冷酷无情的征服。作为最低等的南人,即使做了高官上朝时也必须做出一个姿势,就是双手背后,“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即使是在忽必烈使用汉人较多的时代,也只有史天泽和贺惟一两个汉人出任宰相一职,而这也是以汉制汉。忽必烈甚至还曾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蒙元帝国的种族制度使得社会也出现很多分层,谢枋得在其《叠山集》中有一篇《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其中说道:“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尽管儒家思想仍是蒙元社会的主体思想,但儒生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按照谢枋得的说法,仅仅比乞丐强一点。元帝国也曾因蔑视汉人而一度中止了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恢复科举。
  蒙古人一向只注重武力,而对精神统治不那么在乎,因此也没有像满清那样因为辫子问题而屠城,也没有要求被征服地服从蒙古习俗,倒是蒙古人会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的文化——不过在中国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很蔑视,因此蒙古统治者始终在说蒙语,使用蒙文,而不像在*地区的蒙古人很快就成了*教徒。
  普鲁士的腓特烈说:“如果你喜欢别人的领土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请得到的。”蒙古人是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拿过来,根本不请律师,因为蒙古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抢了别人的东西还需要法理辩护这个概念,蒙古人其实很简单,抢劫就是抢劫,战胜了,我们就是主人,我们就开始享受,如果发生*,那就*,*不了,军事上失败了,那就撤回蒙古草原继续过游牧生活。蒙古人其实把全世界都当成了劫掠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征服了之后要治理,认为被征服地从此就是自己的家园了,但根本不是这回事。
  前面一节说蒙元帝国如何是一个盛世,这一节又说蒙古人如何野蛮,如何建立一个野蛮的奴隶帝国,这好像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就是因为蒙古人如此简单才使得元帝国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样的繁荣,也有奴隶国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汉帝国“文景之治”时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至于国家管理则不那么关心,因此也就是在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蒙古人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国很繁荣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为国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经济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过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后半期蒙古人的贪婪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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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1)
在明帝国的300年中,只有“靖难之役”后的30年是最安定幸福的,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斗争中度过的。明朝绝大多数皇帝身旁总是有一个手握权柄的太监,这导致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宦官帝国。而中国的历史表明,宦官当政,绝对祸国殃民。
  宦官作乱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研究明史的人分成很多派,也就是所谓的学派,其中有一派认为明朝从制度上有三大隐患基因:一是废除了宰相;二是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三是宦官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一些著名学者还著书立说,称此举加强了皇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产生了多少多少危害;另一派于是也赶紧著书立说,阐明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大学士并没有加强皇权,甚至还削弱了皇权。宰相是政府组织机构的首脑,相当于总理,废除宰相制,改为内阁学士制,其实我认为这种内阁学士制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制,总统下面并没有总理,虽然有一个国务卿,但这个国务卿与总理不可相提并论,他实际上相当于总统第一助理,也就相当于内阁首辅。也就是说,明朝实行的相当于总统制,以往有相位的朝代相当于总统—总理制。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总统—总理二元制并没有改变西方*政治这个根本一样,不过是在*政治的框架内做了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调整,这也根本没有必要纠缠皇帝的权利到底因此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学者往往就有这种孔乙己精神,喜欢研究茴香豆的“茴”字问题,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明朝的皇帝、太监、文臣三者形成了三角力量,皇帝的权力是有所失衡,但比较前朝历代皇帝来说,皇帝的权威在这种制衡体制中并没有多少根本上的损失,只有相对的权力衰微。
  至于锦衣卫倒是明朝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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