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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房春事二首（其一）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这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一篇怀古之作。诗人在诗中着力描写了梁园的萧条。梁园是西汉贵族梁孝王刘武所建，到唐代时已破败不堪，建筑物的破败透视着世事的悲欢和无奈。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篇怀古名诗。诗中所提及的朱雀桥是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乌衣巷位于今南京市秦淮河南。而诗中的王、谢正是东晋王朝士族大家的代表人物王导、谢安。朱雀桥和乌衣巷一带曾是东晋贵族们执掌朝政、饮酒作乐的地方，如今（唐代）却长满了野草。诗人用野草和夕阳渲染了衰败的氛围，而昔时王谢堂前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家又透视着世事的无常。
岑参和刘禹锡的诗实际上画出的是两幅贵族阶层的衰败图。比他们俩描绘更为详细的是清代的曹雪芹。曹雪芹用十年时间写成的《红楼梦》，准确逼真地勾画出了贵族盛衰的全过程。
曹雪芹反映的虽然是清末社会的现实，折射出的却是上千年封建贵族们的真实生活。这个阶层既不经商，也不生产，完全靠占有田产和依靠政治特权行贿受贿、包揽诉讼来榨取利润。他们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公侯王孙。靠着特权他们草菅人命、胡作非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纵欲*，攀富比阔。
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
其实《红楼梦》中描写的境况非清末独有，魏晋南北朝时的实际情况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楼梦》中有“四大家族”，然而，把持晋朝政权的是一个远比“四大家族”更为广阔的贵族群体。这个群体对外按严格的等级制把自己和庶族区别开来。在贵族群内部则严格按门第和血统来确定官位。晋朝时期成了中国历史上阶层隔阂最大的时代，已经非常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把寒族役门当作“人渣”看待，即使在士族内部，他们自己也要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士族会千方百计的找出一切理由做骄傲的资本，任何细微的差别都不会放过。比如，西晋灭亡后，士族们纷纷渡过长江，到南方避难。那些先到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资格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指先渡江的一百个士族名册）作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仍然要按祖上的地位来确定彼此地位的高低，发达早的士族仍然会对发达晚的士族表示蔑视。
第二章：贵族时代（12）
《红楼梦》中贾宝玉最终被迫娶了薛宝钗，除了薛、林二人的身体健康和家庭财富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家是一个世家大族，虽然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林黛玉的父亲只是一个逝去了的中级官吏，无甚门第，更无社会影响力。
在晋朝，门第观念在婚姻中更是有明确的规定。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自然也被这种等级制所操控。士族和寒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还可能被人容忍，而士族女性嫁给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绝不能为世人所容忍。士族之间的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许多不信邪的人嫁入寒门，但从此丢掉了士族的头衔。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廷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当时最有名的“混混”便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士族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小群体。他们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的一个小团体从事政务，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小团体联姻，很难避免近亲结婚，所以晋朝士族高官中的白痴不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
由于靠门第取得了高官职位而不是靠才学取得执政资格，所以晋朝的大部分贵族在朝为官只想混日子甚至连混都懒得混。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贵族政权中虽有王、谢这样的“定国安邦”者，但就其贵族整体而言却是非常的不称职。
以王徽之为例，他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由于出身琅琊王家（这是个显贵家族）所以毫不费力的谋了一个高官，在重臣车骑将军桓冲手下任骑兵参谋长。可他竟连自己管理的马匹有多少都不清楚。更多的时间，他热衷的是书法和绘画，就像宋徽宗那样放着皇帝的事不做，专门当起了画院的院长。靠这样的人执政，晋朝的政局可想而知。
靠着政治特权，贵族们占有大量田产，东晋但凡有点经济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悉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谢灵运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自己的庄园：庄园披山带水，里面植物非常齐全，包括各种草药竹树，仅果园就有五个之多——“水山二园，南山三苑”。庄园里除了盐井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缺。
晋朝的斗富是出了名的，比如石崇。石崇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劫掠过往商人的财货，由此发了大财。他的家产价值十万金，住宅车马和王侯不相上下，吃的是山珍海味，妻妾有数百人，都穿着绫罗绸缎，披金带银。至于丝竹管弦这些乐器，尽是一世之选；住的地方是亭台楼阁，有人造的飞瀑湖泽，巧夺天工，就连厕所也豪奢至极。
石崇家的厕所布置得富丽堂皇，里面预备着沉香等香粉，还经常有十来个华丽服装的婢女在旁边伺候。
石崇和王恺互不服气，经常有斗富之举。王恺用粮食做柴火来烧菜，石崇就用蜡烛煮饭；王恺用紫色丝布做了一道40里长的帷帐，石崇就用锦缎做了一条50里长的；石崇用香料椒粉刷墙壁，王恺就用红色石脂粉刷。
富豪之间的斗富到这种程度，晋朝上层社会的风气可见一斑。晋武帝自己贪恋女色，搜刮财富，又宽待贵戚大臣，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这些贵族南逃后，奢侈之风丝毫不减，甚至愈演愈烈。整个晋朝贵族淹没在贪鄙无厌、穷奢极欲的浊流之中，政权很快就*下去。 。。
第二章：贵族时代（13）
不容置疑，晋朝是中国历史上贵族色彩最为浓厚的一个朝代。但是阅读这段历史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局充满了变数。不仅个体的命运，就是集团势力的消长也是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军人集团，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线。士族集团随时面临着来自皇权和庶民的挑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族接受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
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本身的数量相当有限。士大夫虽多有妻妾，但子孙大多是庶出，在讲究门第和等级的晋代，庶出子弟在当时极受歧视，没有资格顶门立户，可入仕途的嫡子嫡孙数量并不可观。实际上，在很小士族人口基数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度，等于在士族中取消了竞争机制。
这样一群纨绔子弟，上没有在朝廷结成稳固的贵族政治联盟，下没有在地方上牢固扎根，其投身*和皇族和寒族结成的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可想而知。
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但置身于这两个盛世中间的魏晋南北朝却带有明显的贵族化色彩。中国的历史在此曾有过短暂的犹豫，在集权化和贵族化两条道路间难以取舍，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唐比之于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影响大大增强，此后集权倾向不断加剧，至明清成为古代中央集权的极致。为什么会如此？我们随后将在盛唐篇章里做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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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的没落极有可能产生“精神自由”的土壤，晋朝的这种自由随处可见：寒石散的流行、玄学的兴起、田园诗的吟唱、字、画的书写……
皇权的没落极有可能产生“精神自由”的土壤，晋朝的这种“自由”几乎随处可见。
比如“寒石散”的流行，“寒石散”大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其中有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有机物组成，名为五石散，服用者最多。由于“寒石散”里含有毒素，服药后，身体忽冷忽热，药性发作时，浑身痛苦难言，精神进入一种莫名的恍惚状态之中，暂时超脱了尘世纷繁复杂的争斗。从魏少帝曹芳时期开始，以名士何晏为首，大臣王弼、夏侯云都热衷此道。许多人纷纷效仿，到东晋南朝时期，服石也就演化为士大夫的一种风气。士大夫们籍着挥发的药性，放浪形骸的做出种种荒诞无稽的举动来。
士大夫们明知“五石散”有毒，却为何还要趋之若鹜？一种看法是：士大夫们通过生理上的麻醉达到思想、精神上麻醉自己的目的，以避免政治*；另一种看法是：“五石散”的大量食用是士大夫们追求卓尔不群、精神自由的标志。
“玄学”的兴起也可看作是魏晋时代文人名士“精神解放”的一种标志。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在晋代依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
当然，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真正的原因则是魏晋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政治动荡，朝臣们的命运朝不保夕、文士对功名利禄避之不迭。清谈便作为一种远离时务的风气而盛行起来。它反映了文人名士对贵族政权的强烈不满及对自由的真正渴望。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贵族时代（14）
陶渊明（365—427），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是东晋开国元勋，但到了他这一代，家境已经没落。年轻的陶渊明本来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他生活于东晋和南朝宋时代，曾做过彭泽县令，最终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冠而去，不再出仕。隐居于田园的陶渊明开始纵情于诗歌，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如“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生活。他被后人评价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开创的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歌受他的影响，宋代的山水画也从他的诗中悟到了美的真谛。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不但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亮点，同时也成为漫长封建专制统治下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士的精神家园。
魏晋时代的“精神自由”使得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为中国文化艺术贡献了两位大家：书法家王羲之、画家顾恺之。
王羲之的书法风神疏逸、姿致萧朗，一改汉魏以来质朴雄浑的书风，反映了晋朝的时代风尚。
以顾恺之为代表的晋代画家的人物画逐渐趋于成熟。他们的绘画题材范围广泛、内容形象生动、技法灵活多变，这些变化也和当时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