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年兵团汇合，无奈黄维兵团被紧紧钳制，寸步难行。蒋介石只好命令他就地固守，另派三个兵团南驰救援，但是援军步履维艰。
蒋介石用飞机向杜聿明空投亲笔信，命令他立即协同从蚌埠北进的第六兵团，南北夹击解放军，以救黄维。杜聿明接令后大吃一惊，明知这样做会导致全军覆灭，深感为难。邱清泉主张按总裁意志行动，杜聿明只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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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蛮和灵泛，湖南人的两个法宝（7）
杜聿明部很快就被解放军包围，丢掉整个第十六兵团。杜聿明向东南方向突围。邱清泉集中五个师的兵力，以坦克为先导，大炮、飞机全面出动，猛力突围，致使华野第十纵队伤亡很大，有的连队拼到只剩三个人。但他们坚守了十天十夜，粉碎了杜聿明突围的企图。
黄维在双堆集盼不到援军，只好靠自己突围，寻找活路。他两次下令向解放军发射毒瓦斯弹，仍然无济于事。陈赓纵队像一个巨大的磁场，黄维挣脱不了它的控制。中原野战军得到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的增援，向黄维兵团发动总攻。黄维和胡琏临突围前准备好了自杀的安眠药。他们乘坦克随部队突围。各部队争先恐后逃命。最终十万人全部被歼，黄维被俘，只有胡琏逃脱。
黄维被俘后得知与自己对阵的是陈赓，对解放军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
黄维兵团全军覆没，国民政府满朝皆惊。蒋介石气急败坏：“又是陈赓！陈赓，黄埔的叛徒！”国民党军中黄埔同学太多，陈赓自然经常要和老同学较量。陈赓一句湘乡话脱口而出：“咯有么子办法呢？”蒋介石既恨陈赓当初不肯跟他走，又后悔当初放走了陈赓。掐指一算，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已经吃掉他将近五十万兵力。
粟裕和陈赓机智顽强，说明霸蛮和灵泛是湖南人的两个法宝。还有很多事例可以佐证这一点，但限于本书的篇幅，这里只好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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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1）
和平年代的湖南人，在耕读文化的熏陶下，总是默默无闻地度日。他们崇尚实干，不会争夺在大庭广众发言的话语权。他们先天具有的语言劣势，使他们在外省人面前变得木讷寡语，因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实在无人恭维。他们埋头干活，低头读书，做人的方式非常低调，因为空谈家在湖南是不受欢迎的。湖南人对空谈家的反感，表现在很轻蔑地说出来的四个字：一张寡嘴。
湖南人欣赏的是真本事，是敢作敢为的气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湖南人注重的是执行能力。紧急关头，能不能独当一面；麻烦来了，能不能把事情摆平。湖南人认为，这才是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试金石，这才是衡量英雄好汉的标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了这个典故，也就书写了湖南人的英雄气概。
这个故事是说，秦始皇虽然征服了楚地，统一了中国，强盛一时，但有人预言，楚国虽然衰败了，但秦国一定会被楚国的人所灭亡。果然，楚国的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暴政。楚国人就是湖南人，他们敢于斗争，敢于为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而拼搏。他们不相信血统论，反问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中的气魄，至今读来都令人震撼。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是有依据的，预言者从楚文化中发现了一种死不服输的精神。历代楚王有一个传统，一旦战败，君王就要自杀殉国。所以，自杀的楚王与楚国战败的次数成正比。楚国的将相在战败后就更不会偷生。屈原在《国殇》中记载了这种为国牺牲、不怕死亡的精神。楚国的人即使死了，也要“魂魄毅兮为鬼雄”。
由于这个典故，外省人就有了“你们湖南人天生的就是造反派”的说法。当然，这也是因为，湖南在近代以来，出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家。
陈胜、吴广领导起义，的确需要不怕死的精神。秦朝的暴政，提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秦朝的军队，是那样强大无比。农民起义军没有金戈铁甲，却敢于揭竿而起。与秦军交战之中，陈胜的军队被消灭殆尽，但陈胜毫不气馁，重立政权，继续革命。湖南人的先辈们，就是这样一群无所畏惧的勇士！
德国人利希霍芬看到了战争年代的湖南人，因此他说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士兵之乡，以盛产勇士而著名。但他没有看到，在战火平息的时候，湖南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平民。在时局艰危的时候，这些唯耕与读的湖南百姓会突然血脉贲张，挺身而出，迎着险恶冲将上去。
日本人对湖南人特别感兴趣，他们自以为湖南人身上有一种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东西。他们从血型理论中寻找根据，认为湖南人和日本人是相似的血型结构，都是以A型血为主。他们说，根据研究结果，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是中国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湖南人，湖南人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勇敢，更能辨别邪恶与正义。
但日本人有一点没有说错，湖南人的确是不怕死的。侵华日军和湖南人交过手，对过阵，他们太了解湖南人的这种秉性。
楚文化中的这种“死不足畏”的传统，被近代湖南人继承光大。湘潭才子杨度喊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弘扬了一种更高境界的“死士精神”。
杨度的诗句一问世，立即被湖南人奉为“省歌”，湖南志士争相传诵。它激起了无数湖南少年的豪情，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人，就是吟诵着这首歌而感到热血沸腾。
受死士精神的激励，湖南人主动“求死报国”的层出不穷。
湖南人不怕死，特别表现在中国人抵御外侮的时候。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湖南人付出了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
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二十二次大会战，其中就有六场大会战发生在湖南，其中包括三次长沙会战、一次常德会战、一次长衡会战和一次湘西会战。大会战的数字，说明了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正面战场的反侵略战争，打得最为惨烈。
不仅如此，在正面战场的历次会战中，北平和天津陷落了，太原陷落了，上海和南京陷落了，徐州陷落了，武汉陷落了，唯独长沙在前三次会战中挡住了日军的铁蹄，在战火之中巍然屹立。长沙会战，震惊世界。历次长沙会战中的第九战区中国作战军队，固然是来自全国各地，但湘军也是其中的劲旅。而湖南的民众配合抗日军队打击侵略者，为部队提供兵员，带路、修工事，保障后勤供给，破坏道路和桥梁，默默承受战火的摧残，为会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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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地认识湖南人（2）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人的身影活跃在各地的抗战前线。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中，著名将领彭德怀、左权、贺龙、罗荣桓、陈赓等等，都是湖南人，平型关大捷举世闻名，杨得志和杨勇等湖南名将率部冲锋陷阵；在战功卓著的新四军中，湖南人刘少奇担任政委，七个师中有三个师的师长是湖南人，他们是粟裕、黄克诚和谭震林。
在正面战场上，淞沪会战中，参战的湘军几乎拼完了所有的力量。武汉会战，南浔线上有一支湘军顽强抵抗冈村宁次第一军的进攻，在大别山南麓，湖南人宋希廉率领一支中央军在富金山打了一场大硬仗，按照白崇禧和孙连仲的要求，延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和滇缅会战，湖南籍的将领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决定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一把火烧掉，实行焦土抗战。由于放火行动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在日军还没有攻击长沙的时候，没有等到长沙市民安全撤离，放火行动就开始了，长沙立即便成一片火海。文夕之夜，历史名城长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了许多生命。
“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使长沙成为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全城弥漫着焦煳的气味，满目都是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长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个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另外三个是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这座从明清以来一直繁荣的名城元气大伤，若干年后长沙市场还没有恢复到大火前的水平。
但是，这场在错误的时间燃烧起来的大火，并没有烧掉长沙民众抗战的意志。他们没有过多抱怨政府和军队的失误，很快就振奋精神，支援部队抗击向长沙进犯的日军。
驻扎在武汉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是一个狂妄的日本军人。但是，他对进攻湖南却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中国通，对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也有所闻。另一方面，他知道中国第九战区集结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兵力，不敢轻率地攻打湖南。因此，他先在湖南的东边打了一次南昌会战，又在武汉的北边打了一次随枣会战，认为自己基本上稳住了阵脚，才开始集中兵力来进攻湖南。
在长沙文夕大火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冈村宁次才率领日本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江西北部揭开序幕。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在东部战线动用四个军的兵力，成功地阻止了日军一个半师团的进攻。
从18日开始，日军主力从湘北正面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日军于26日突破守军的汩罗江防线，继续南侵，一部进至距长沙约三十公里的捞刀河。30日，日军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准备南进，过到桥中间，遭到中国军队两个师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在岸边停止不前。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铁路沿线两侧阻击日军，经过激战，阻止了日军的步伐。
日军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冈村宁次的指挥刀直指长沙。但是，长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冈村宁次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要吞噬他的将士！
这时候，日军主攻部队已进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伏击日军，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孤军深入的日军，没能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反而因后援不继而陷入被动。冈村宁次眼望着长沙，却无法进入这座城市，只好万分不甘地下达撤退命令。薛岳组织部队全力追击，10月7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凭险据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这一仗，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人，歼灭一万多名日军，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在日军各攻击部队奉命撤退的同一天，薛岳接到了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通知。
冈村宁次这个日军高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