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和丁玲，哪一位不是大师和巨匠？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内执大旗扛大鼎的人物？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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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4）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外苛索，不许重复征税；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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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5）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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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
我们已经知道，湖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冲突的个性，移民文化锻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劳和拼搏奋发的精神，湖湘学派的四百年道统，奠定了湖南人讲究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倾向，就是格物致知、经世济用、实事求是。
在一段时期内，湖南人在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把博取功名作为实践的目标，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湖湘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关注现实生活；又因学术开放而糅杂了许多学派，因此缺乏系统性；也不崇尚从理性思辨上对宇宙终极和人生终极深加探讨。这是湖湘文化的一种特色，它因此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避免了耽于思辨和洞察人世所带来的惰性。尽管湖南人中并不乏以哲学思辨见长的学者，但他们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仍然对当时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积极的主张。
湖南人的这种学风，导致他们重视实学和理工技术。这曾经给中国八股成风的封建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流。直到现在，这种学风对于中国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人非常需要抵制流于空谈、鄙薄技术的陈腐习惯，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张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防腐剂。
湖湘文化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使湖南人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提出强烈的主张。当然，由于各人见识并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张在横向的沟通和纵向的延伸上都会出现一些断层或悖论。例如，魏源和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