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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攻打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以后，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湖南。他回到老家，看到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决心把故居建设得富丽堂皇。
曾纪泽企图阻止叔叔大兴土木，拿出父亲过去写给叔叔的家信。
曾国荃笑道：“你父亲信中是说怕府第在乱世难免被毁，如今太平军已被我大清荡平，天下即将太平，已不是江西那时的情况了。”
曾纪泽认为叔叔说得有理，于是叔侄俩把荷叶塘老家改建成相府所在地，同时改造了曾国藩出生的屋子黄金堂。
曾国藩并不知道这事。后来他回家看到改造后的屋宅，觉得过于招摇，非常生气，令人把府前“毅勇侯第”的横匾摘除，并表示他一辈子也不入住。他对兄弟子女说：“天下多难，此等荣华均未必可靠！”
后来，曾国藩兄弟和曾氏后人纷纷移居大中城市，荷叶塘的屋宅，终于成为一个古迹，如今已经破败。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主持全国政局的湖南籍领袖们，没有让家乡人享有任何特权。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老家搞成工业基地，也没有把许多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放在湖南上马。
湖南人默默支持全国的工业战线，自觉地把湖南建成一个后勤基地，为外省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几十年来，湖南一直是全国的稻米、油菜、苎麻的最大生产基地，担当着中国“粮库”的角色。
湖湘子弟遍布全国，湖南成为人才输出大省。同时，湖南扛起了与自己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相称的财税上交任务。在分税制没有实行之前，湖南的纳税额在全国是排得上名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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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3）
湖南作为伟人故里，发展速度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直到今天，湖南革命老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依然令人为之叹息。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乐于发扬这样的精神。即使在湖南的经济发展已经显得吃力的时候，湖南人依然保持着充分的乐观，表现出淳朴的憨厚。
在某些地方热衷于到北京“跑部钱进”的时候，湖南人仍旧保持着不靠裙带、不靠关系的传统。毛泽东是不赞成“苟富贵，不相忘”的。重乡谊可以，但他绝少念乡情而提携谁。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他在1942年所写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从湘赣根据地、湘鄂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带出去了一大批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干部，到了陕北以后，大力提拔北方干部。解放战争中，随着大军南下，留在南方的北方干部人数众多。毛泽东曾对西南的领导干部说：“看《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更要看组织。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中国目前需要缩小或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东西差别，人均差别。不幸的是，湖南的三个差别都很显著：湖南农村占地广阔，城市化水平低；湖南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与西部欠发达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颜。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个什么样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曾几何时，湖南南部的乡民，总是议论粤北人日子过得多么苦，逢年过节，会到湖南这边的亲戚家打个牙祭，临走还捎带上腊肉米粮。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湖湘子弟南下广东打工谋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湖南人与南边的这位高邻过去是生死之交，现在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同盟军。
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给了湖南人新的机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扩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离开乡土，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才干，施展才华。
湖南人有很多困难，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要说勇气，有什么比在闭关锁国、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时代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勇气？
要说胆量，有什么比抛掉头颅以坚持真理更需要胆量？
要说困难，有什么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更难？
湖南人的字典里难免“困难”二字，但还有更多藐视困难、排除万难的字眼。
湖南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觉地成长。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狠抓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
人才的基础在于教育。湖南近代人才群落的崛起，固然是风云际会，但教育使湖南人做好了准备，才能抓住机遇。
近代湖南的教育史，说明了湖南人才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在湖南形成了读书育人的风气，开创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近的学风，造就了陶澍、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这样一批顶尖级的人才。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的崛起，唤醒了湖南人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尚武的传统，为维新运动开了先河。
维新运动中湖南学会风起，南学会指点江山，时务学堂激扬文字，开创了湖南新学之风。
到20世纪初，湖南的教育水平已经领先全国。1902年，长沙设立省城大学堂，全省各地相继设立中小学堂。第二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推行六至十四岁儿童的“强制教育”，明德、周南、雅礼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陆续开办。
1906年，长沙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到1907年，湖南全省已经拥有七百多所各类新学校，数万名学生在校读书，不少学校兴起了外语教学。
与此同时，湖南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风潮。数以千计的湖南青年东渡日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士钊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元勋集团由此诞生。
到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西化程度最强的省份之一，教育质量闻名全国。在一代名师杨昌济和长沙教育大王徐特立的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是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
1920年，湖南文化书社开业，大量新思想涌入湖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干，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熏陶下，开始凝聚。
湖南人才终于迈入了鼎盛时代。
湖南人才的鼎盛，在新时期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条件下，继续延续下来。湖南作为人才摇篮，继续在为国家培育有用之材。湖南人要为湖南的振兴造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桥。湖南人为此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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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4）
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湖南人愿意鞠躬尽瘁，做中华民族的马前卒！
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1）
人才是湖南最大的品牌，也是湖南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强烈的人才品牌意识，能使湖南人认识自身价值，构建做人的尊严，懂得如何扬长避短，找到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品牌意识，也是湖南人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本钱。
湖南在近代涌现的人才，曾在清朝末年用武力暂时保住了摇摇欲坠的腐朽皇朝，在戊戌变法中为了唤醒国民而付出了头颅，接着在辛亥革命中与孙中山合作推翻了帝制，捍卫了共和，在北伐中打败了军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地抗击侵华日军，通过解放战争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要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不可能窝在湖南一地。他们的主体是一批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直接作用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对国家对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湖南人在其他领域没有建树或建树很少。其他领域的湖南人才，也是十分繁盛，只是在影响上无法与上述人才相比而已。
在和平建设的年代，缺乏军事家、战略家和革命家产生的土壤，湖南的人才继续在其他的领域涌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湖南院士共有一百零四名，其中湘籍院士八十二名，其中长沙籍和曾在长沙就学的有五十二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目前还有二十二名。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相继崛起，正是人才喷涌的标志。文学界出了古华、韩少功、何立伟、唐浩明、王跃文等一批奇才，出版界出了钟书河、朱正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广播电视界走出了一条星光大道，体育界在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许多金牌。
这些领域里的湖南人，服务于湖南的文化出版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同时也在向外省流动，为外省的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海南省的文联主席是韩少功，作协主席则是湖南籍的女作家蒋子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文人墨客，海南省不乏本土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湖南
人若非有真才实学，怎能坐上外省文联和作协主席的位子上？
再如笔者比较熟悉的出版界，广东省至少有两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湖南人。湖南人肖建国先生现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另一位湖南人毛士屏任广东经济出版社社长，他是毛泽东五服之内的亲戚。另有两位湖南人刘美贤先生和曾大力先生，分别在广州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任总编辑。还有不少湖南人，如李一安先生和丁放鸣女士等，服务于广东的各家出版社，包括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年届
七旬的湖南籍编审、著名图书策划家郭锷权先生，如今仍在广东经济出版社担负选题策划工作。
湖南社会上盛行尊重人才的风气，对于那些没有才干的人，哪怕身居高位，湖南人也会看不起。梁启超曾经感叹湖湘之地到处是人杰，老翁小孩都通晓政事。湖南人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如果不懂经世致用之道，是会被人耻笑的。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一段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两个人互相攀比才干。
曾国藩在京城做了侍郎之后，一年冬天回到湖南，在长沙盘桓几天。昔日岳麓书院的同学们自然要轮流做东，请他吃饭。一次宴请，在座的有左宗棠、郭嵩焘和江忠源等人。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平日里最怕别人点到自己的这个痛处，和曾国藩坐在一起，眼看着他只比自己大一岁，看上去木木讷讷，才华显然不如自己，却已经做了好几年京官了，而自己年近四十还什么都不是，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更是湖南人的脾气。几个湖南的读书人聚在一起，饭桌上谈到的自然是国家大事。这时候，左宗棠为了表现真才实学，话就多了。他博闻强记，议论时引经据典，观点标新立异，又能自圆其说。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只有听的份儿，心中不快。左宗棠一介布衣，湘阴的一个农家子弟，竟然喧宾夺主，狂放不羁，曾国藩有心把他调侃一番。他趁着酒兴出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