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门，县长就抬起了头，看见一个小女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忙问：
“小姑娘，你找谁？”
“我找县长。”
“你找县长有什么事吗？”
“我想将我家特殊的困难向县长反映一下。”
她将“特殊”两个字有意说得很重。
县长连忙起身，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家有什么特殊困难，说给我听听吧！”
县长也把“特殊”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并让她坐在沙发上。
刘芳艳感到这位县长很慈祥，心里就平静了许多，她一五一十地将父亲患病、母亲残疾、家里田少及自己上学困难等问题一古脑地向县长说了。
县长听得很认真，还详细地记下了她所在的镇名、村名以及她父亲的名字。
县长安慰她：父亲治病，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还叮嘱她，不要为此事过度分心、伤心，以免影响了学业。
最后，县长叫她趁天还没黑快点回去，并告诉她，他将与县民政局商量解决部分医疗费用。
从交谈中，刘芳艳才知道县长姓王。第二天，县民政局局长就送来了1000元医疗费。
可是由于是癌症晚期，这1000元医疗费没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没过多久，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就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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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葬父
好不容易刚刚向王县长“哭穷”（这可是真穷真哭），县长特事特办，为刘芳艳的父亲治病特批了1000元钱，可是未能挽留住父亲，1998年农历六月十六日，父亲丢下这个破烂不堪的家走了。
此时，家徒四壁，缸里没有米，箱子里没有钱，如何让这位苦了一辈子的慈父入土为安？这又成了刘家的一个大难题。
按风俗，死了人，亲戚朋友是要来送葬的，来客得吃饭。父亲总得有个棺木呀。小小年纪的刘芳艳急了：怎么也得想办法弄钱来为父亲办丧事呀！再去找王县长？不行不行，刚去找王县长给父亲弄过医疗费，又去找他弄钱来给父亲办丧事，开不了这个口。想来想去，她觉得只有找学校了。
第二天她找到校长，倾诉了苦衷。校长十分同情她家的遭遇，人死了，连丧事都没钱办，世上还有比这更凄惨的事吗？校长决定马上发动老师和学生们向刘家捐款，让刘家人把丧事办了。就这样，刘芳艳拿着大家捐的上千元钱，加上找几家亲戚借的一点钱，勉勉强强将父亲安葬了。
父亲的遗愿
被确诊患了食道癌后，刘百义知道这是绝症，他在世的时日不会太多了。尽管刘芳艳从王学宽县长那里哭求了1000元治疗费，但对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而言已于事无补了。没过多久，1000元医疗费就花光了，家人还在想办法借钱来为他治病，刘百义知道后对他们说：“不要借钱了，俗话说‘医得了我的病，医不了我的命’，我们就认命了吧，不要搞得人财两空了。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啊！”刘百义的一席话，说得三人泣不成声。
就这样，他们不得不将父亲拖回了家！
回家后刘百义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箱子里翻出一张欠条，将刘仓叫到跟前，说：“存德（刘仓的曾用名），爸有话要向你作个交待：这是我们家欠下的亲戚和乡亲们的钱。我死了，你们还得借点钱来安葬我。连同我住院借的钱，你要一分不少地还给人家。记住：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你一定要还清，啊……”
刘仓紧抿着嘴，泪水涟涟，不住地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刘百义接着说：“儿呀，爸没本事，没有让你妈和你们过上好日子，还背了一屁股的债，爸对不起你们啦！”
刘仓哭得更伤心了：“爸，你不说这话好吗？”
“爸一走，就靠你就是撑起这个家的梁了，你要孝敬你妈，照顾好妹妹，你要学好，走正路，靠你的双手过日子……”
说着说着，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说下去了。他就将那张欠账单交给了刘仓。
刘仓至今还好好地保留着那张欠条。当他把那张欠条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数了数，一共是17个债主，最大的金额是300元，最少的是10元，共有1607元。如今，欠条上有画上杠杠的，有打勾的，有在300元后面注明“已还100元”字样的，还有“父亲意（遗）言”等字样。刘仓告诉我们：画上杠杠和打勾的，是表示已还了的；那笔300元的欠款只还了100元；“父亲遗言”是他当时在字条上写下的，表示要了却父亲的遗愿。我们算了算，总共已还了820元。
兄妹打场
父亲去世后，农田里的劳作就只能依靠兄妹俩稚嫩的肩膀了。
1999年麦收季节到了。刘芳艳即将参加中考，哥哥刘仓知道这个时候妹妹复习备考很紧张，不愿意影响她的学习，所以，他一个人又割又挑，硬是像蚂蚁搬家一样搬回了一个三米多高的麦垛。
这些活，一个人还可以凑合着干，但打场，一个人就干不了啦。他们那里打场一般是请手扶拖拉机拖着石磙在禾场上碾轧，铺麦、翻麦、收场，都是几个人手才干得过来的事。人手太少就会窝工，拖拉机是按小时计费的！正值麦收高峰期，那真是季节不等人，谁都要忙自家的活计，黄灿灿的麦子不及时收割，掉在地里就是白浪费了。而且别人家的田还更多，谁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请别人帮忙是难以启齿的。
刘仓只好跟妹妹商量：“哥也知道你正逢中考，学习很紧张，但打场我一人干不了，能不能利用周日帮哥一把，我们一起打场？”
“行啊！干一天活也没什么关系的。”
于是，利用一个周日，兄妹俩早早地就将麦子铺上，拖拉机来了后就开始碾轧。碾轧一遍后要翻场，这是一项有点技术性的活，而且，在扬杈翻麦的过程中，灰尘乱扬，有时候让人眼睛都睁不开，麦芒随着灰尘往上撺，让人浑身痒痒的，很难受。小芳艳是第一次干这种活，没想到竟干得利利索索。哥看在眼里，心头既有几分惊喜，又有几分难受：她毕竟还是一个年仅15岁的初中生啊！
直干得天黑，四五亩地的麦子全部打完，收进了粮仓。
吃完晚饭，哥哥说：“今天累了，早点洗了休息吧！”刘芳艳嘴上答应好，但她洗过之后，依然在灯下学习到晚上11点多钟。
哥哥的心愿
2004年，刘仓到福建打工去了。因打工不顺，没挣到钱，便与家人联系很少。没有找到哥哥之前，刘芳艳和妈妈十分想念他。刘芳艳回忆说：爸爸去世后，哥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感到了责任和压力。爸爸的遗愿，就是他的心愿：一要还清家里拉扯的债务，二要照顾好妈妈，三要供养我上学。但是，哥哥文化低，人又老实，一直过得很不顺。
14岁，哥哥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回家后，他先是跟着砖瓦窑厂的师傅学手艺，成了一个童工小窑匠。父亲去世不久，他萌动了外出打工的念头，想多挣点钱，照顾好我们母女，尽长子之责。1998年8月，经一乡亲介绍，新疆伊犁一带有一位老板承包了几百亩水稻田，需要人手，他就直奔伊犁，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干了一年多时间，老板发了他2000多元工资。他虽然觉得工资发得低了一点，但还是觉得比在家里强。回来后，又有家乡人告诉他，在甘肃嘉峪关一建筑工地干活，收入比帮人种稻子要高一点。他决定转战嘉峪关，在建筑工地做钢筋工，一干就干了两年多，好不容易从老板手中拿到了两三千元工资，他就打道回府了。此后，他还到银川石嘴山等地的建筑工地干过活，但收入也不够理想，离养家口远着呢。一想到我在读书，尤其是上了大学如何办？他就十分着急了。
于是，他萌生了办一个小卖部的念头。在村里开小卖部，一来可以赚一点钱，二来可以照顾母亲和我。我和妈妈都支持他的想法，建议他到信用社去贷点款，向亲朋好友借一点，小本生意干起来再说。
好不容易贷了3000元款，正准备开张，可听说刘仓要开小卖部了，讨债的人都上门来了。
哥哥心软，人家的钱总是要还的，于是就用贷款去还账，剩下的就没几个钱了，开小卖部的事也就砸了，反而还增加了贷款利息。
哥哥感到在村里呆不下去了，2004年4月就狠心地离开了家，随乡亲到了福建。但他总是不顺，后来丢了身份证，找工作更难。他走的时候兜里只有五元钱，他发誓一定要挣到很多钱后再回来好好孝敬母亲，供我上学，没想到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心理觉得有愧于我和妈妈，就不愿回来，同我们的联系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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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相见
刘芳艳一直惦念着哥哥。有媒体报道他哥哥不负责任，丢下母亲不管，她对我们说：“这是冤枉了哥哥，我非常理解哥哥的难处，他四处打工只能做些小工活，挣不到钱，已快30岁了，还没有娶到嫂子，我和母亲都很着急。快两年未见面，我非常想念他，也非常担心他，我曾四处打听，但一直没有音讯。这一次我非常感谢记者叔叔帮我找到哥哥。”
3月22日下午两点半，刘仓在记者的陪同下赶到荆门。
知道刘仓当天中午前后到达荆门，杜桂兰和刘芳艳中午都没有睡午觉，一直在激动和兴奋中等待。
直等到两点二十分，刘仓还没有回来。两点半就要上课了，刘芳艳不得不去教室上课。刘芳艳一走，杜桂兰就坐立不安了，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有时还摸索着走到过道上。刚巧，刘芳艳前脚走，刘仓随即就到了。
刘仓一进门就抑制不住地叫了声“妈”，杜桂兰欣喜地听到了儿子的叫声。母子俩拥抱在一起，泪流不止。
杜桂兰用双手来“端详”两年多没“见面”的儿子，从刘仓的脸、双肩，一直摸到他的双手。摸着摸着，禁不住失声哭起来。我们听不懂，揣摸她的哭诉也许是：“儿啊，你瘦了！你受苦了！” 刘仓从包里拿出鱿鱼丝和营养麦片，说是专门买回来送给母亲的，突然他急切地问：“妹妹呢？”
三点钟，老师告诉刘芳艳他的哥哥已到寝室了，叫她提前回去。
刘芳艳一阵风似地跑回寝室，见到哥哥，顾不得在场的许多记者，一头扑进哥哥的怀里，大声痛哭起来。
母亲杜桂兰哭着说：“回来了就不准再走了，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
小小打工妹
为了学习，为了生活，再苦再累，她一路坚强地挺过来了。
从读初三开始，刘芳艳就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每到暑假，她都要去找一家餐馆打工，端盘子，洗碗，择菜洗菜，要她干什么都行，工资给多给少也行。反正一个暑假能挣个两百三百就很满足了。
中学阶段她的打工圈子一直是停留在隆德县城。贫困县的生意人，当然有其更多的难处，紧打紧算的几个人手，多一个也容纳不下。干个体的小老板，不这样精打细算不行。所以，刘芳艳很少能反复在一家店里打工。人家现在不缺人手，知道你勤快，也是爱莫能助。
她在街上见餐馆就问：店里缺人手吗？直到找到事为止。
贫穷，是一种不幸，它逼着人去谋生存，尽管是个年少的女孩子，刘芳艳也不得不像个乞讨的人，挨门挨户去向人家求点事来干。刘芳艳告诉我们，有的老板见她还是一个小黄毛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