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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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真武（7）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第四章 艳福（1）
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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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艳福（2）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