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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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此分飞（4）
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认识他也不过一年，现在他已成了亡者。“他是怎么死的？”胖警察指了指报纸。我读了一段，上面的意思是说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后脑，随后又被捅了十几刀。箭？这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开始询问我关于陈海波的一些问题，比如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与我见过几次面等等，我都如实回答，瘦警察则在一旁记录。但当他问起我陈海波平时的收入来源时，我却以不知道作答。陈海波一直在老虎机赌博店用假卡牟利，可我要是说出来，岂不是出卖朋友？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追问。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问完了问题，胖警察拿出一个古怪的小夹子和一盒印泥似的东西，让我留下双手的指纹。反正我是清白的。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心头，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结识的朋友。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请一定告诉我。”他笑了笑：“一定。”然后和瘦子留下了名片，“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两个警察走后，我回到家，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到了范勇，便下楼给他打电话。
“警察也找过你？”看来警察在此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了。范勇说案子发生在前天深夜一点多钟，地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处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出来往楼梯走去，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凶手随后上来对他刺了十几刀。范勇昨天下午被带到了警察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他甚至讲了和陈海波一起打假卡的事。
“海波最近得罪什么人了？谁和他有仇？”我问。
范勇在那边回答：“我也不清楚。他搬走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前一段去了大阪那边。”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颓丧：“还能怎样？这行不能干了。我想开个饭店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回国，否则好像和我有关似的。”
此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我和范勇见过面，他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被杀，日本警察是不会认真破案的。
接下来，一件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西边的电影院门口会合，然后到位于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上一家台湾人开的饭店“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那些看起来装修豪华的中国料理店，我是根本不会光顾的。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去那些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瞥过来的眼光，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饭菜里一起吃下去。
说起那家“后乐面馆”，与我着实有些缘分。我在歌舞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相亲俱乐部的广告纸巾时，就知道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客人常叫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现在的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生活，那时孩子们是很难尝到点可口的饮食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自主地思念故乡，思念我那过世多年的母亲。
不过，当我导游的工作蒸蒸日上，钱也多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寒酸”了。我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中国和日本饭店，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民以食为天嘛，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美食的欲望，也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动力。
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店。我和苇子去的这间“中国菜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要点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其实每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苇子在我的介绍之下，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坐满了客人。
我和苇子就像一对夫妇一样，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的温热香气撩拨着两个人的情欲。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面对她动情的眼睛，我能怎么说呢？“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第五章 就此分飞（5）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满脸涨得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我辞去“相亲俱乐部”的工作后，是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向她告的密。 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 说话没有顾忌的我把我和苇子的关系不小心告诉了他。他可能向我的妻子告了密。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爱梅气得全身发抖，声调都变了。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会怎么表现，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打我一个耳光，也许只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而爱梅可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早就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她随后把矛头指向了呆住了的苇子：“你这个小日本！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她的手掌同时打向了苇子。
苇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没躲开那一掌，气愤的她当即反击。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而我，不过是黄海中一只不知所措的小船。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上前才拉开了她们。
苇子拿起自己的大衣，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出门去。我就这样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而我和爱梅的夫妻之间也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一夜，爱梅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而我只有默默承受。我知道的确是我的不对。但是……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问问她：如果是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在外边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和悲伤的女人，那算不算是一种罪过？！
冲突的第二天，我开始担心苇子。对她的担心让我心绪不宁，非常难受。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伤到她了，但愿，不会伤她太深。我拨打她的传呼，但她始终没有回话，我只好留言向她道歉，她仍旧没有回音。在那条街上，她的身影也仿佛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看着头顶的霓虹灯闪烁，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许多记忆，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事态愈加严重。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提防，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感情了。
我也开始雇了个“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所谓“侦探”，也就是那个向爱梅打小报告的家伙。我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就马上变成了我的耳目。在胎儿成长到六个月之前，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身材的多大变化，她仍然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工作，一些色迷迷的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的逡巡着。爱梅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得知，爱梅一直跟一个银行职员勾搭在一起。
在这样煞费心机的日子当中，我迎来了“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开学典礼。
4月，我在位于新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稿，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我做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结果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我感到自己立即被老师们寄予了厚望。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副校长亲自上前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好好学习。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竭力出勤，不耽误听课。“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教学制度极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全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被我精心收藏着。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上课，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尽管劳累，但令人难忘。
爱梅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有外遇，所以也更加高兴，因为我与前妻一直没有生过孩子，现在爱梅终于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所以，我尽量忍受着爱梅越来越大的脾气，闲下来的时候，带她到韩国去玩，偶尔也去日本的温泉疗养。可是，爱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牧，我看我还是把孩子打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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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