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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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犯罪浪潮（2）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第七章 犯罪浪潮（3）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