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黑户口的人惹了事，势必会找到我这个负责人的头上，到时候，我就会从这条街上被轻易地排挤出去。
另外，我这里如果有黑户口或涉嫌犯罪的人，那么我的“敌人”就会盯住我的弱点。试想，如果我是一个不法滞留的黑户口，怎么能够在这条街上堂堂正正地做自己的生意？那些趁火打劫的黑社会必定会说：“我可以允许你在这儿干下去，但你就要受制于我。”
而且，他们还会问你索要比平时高出很多的“保护费”。这是肯定的。
再比如，如果我的手下和别的皮条客发生纠纷时，对方肯定会攻击我的弱点：
“你别猖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知道后果吧？到时候说让你滚蛋你就得回你的国家去。”如果被入国管理局抓住，“黑户口”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我现在虽然有托尼这颗定时炸弹，但和别的皮条客团伙相比，远远要干净得多。有些皮条客团伙里，大部分人都是不法滞留的黑户口。
随着我的人手增加，我也不能放松和降低用人标准。
首先，我在中文报纸上打出广告。然后对于前来报名的人由我亲自面试，原收是先看是否有合法签证，然后再从年龄、经历、为人、谈吐、外表、穿着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看对方是不是适合导游工作。外表不顺眼的人当然是不适合与客人交往的。从这一点来看，录用金东就是一个大失误。那时人手明显不足的我，实在有点饥不择食。
接下来，我要布置我的那些“手下”站的岗位。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每过一段时间就顺时针轮换站位。毕竟每一个人都想站在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位置上，只有成功拉客，收入才会多。为了避免他们贫富不均、互相争抢好位置，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此外，除了当“老板”的我之外，大家一律平等，不存在黑社会组织里的那种等级制度。最多存在先来后到的问题。但即使是早到者，也绝不会因此比后来者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我从他们每个人那里收取一半的手续费。也就是他们每拉一个客人到店里，店里给他们的回扣，由我与他们五五分成。
也许有人因此说我占便宜。但是，我的这些“手下”之所以能在这儿谋生，正是因为我的多年努力，得到了这块地盘，而且那些“关系户”也都是我一家一家开辟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现在想随便在我的地盘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另起炉灶，比如说在樱花大街上站着拉客，早就被人扯出去臭揍一顿，再也别想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这些“手下”的营业额由他们自己算出汇报。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开会，大家将当天的营业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里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人谎报营业额。所以，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店里，抽查并确认他们带去了几个客人，客人消费了多少钱。现在，我则雇佣专人巡视他们。
如果发生了瞒报营业额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对此设立了罚款制度，除了罚款之外，还设有“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制度。具体情况我会具体对待，如果情节严重者，当然是辞炒他的鱿鱼了。
我辞退的第一个人就是金东。
金东的工作起初非常顺利，三个月后，每个月的收入就几乎达到了四十万日元。
可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了起来，态度也不一样了。他开始穿名牌，脖子还系上了黑社会成员们喜欢的那种粗粗的金链子。他那副歪着脑袋的样子，再加上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哪里来的暴发户。
另外，他开始以客人身份出入一些酒店。在不受小姐待见时，也忘不了在小姐身上占小便宜。甚至于他还会叫来店长，质问为什么店里的小姐没有规矩，要求小姐向自己赔礼道歉。明摆着一副痞子相。
他的工作态度也越来越像个流氓。他总是用寻猎般的眼神在人群中寻找着。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像蛇一样缠上去，用花言巧语骗得客人跟他走。而且，他越来越不懂合作，经常自作主张，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几乎降低到了零点。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7）
一天，他带着三个香港客人去了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酒店。我的“地盘”那时是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在这之外的地方拉客是违规的，但把我的“地盘”上拉到的客人带到别的地方的店里去倒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店每个客人收一万日元的酒水费，给我的回扣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金东的营业额应该是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带不带小姐“出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回扣只从客人第一次被带到这家店时在店里的消费额计算。这一天，金东报上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客人的回扣额——五千日元。这种事情他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训了他一顿，给了他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可是，他却腆着脸对我说：“李哥，下次我不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啊。”
托尼没等我说话，指着金东说：“都四五次了，你以为李哥不知道啊！”
“关你屁事。我跟李哥说话，你插什么嘴？” 金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托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不想事情闹大，便岔开说：“别吵了。我们按规矩办，你先停职一星期，”我对金东说，“要是以后再犯，我就辞了你！”
“哦。”金东显得很不情愿，还狠狠地瞪了托尼一眼。
此后每次见面，托尼都要发几句牢骚。而金东也在我面前说托尼的坏话。他们两人给我的感觉都一样——要是没有这家伙的话，我可以挣得更多。不过，金东倒也稍稍收敛了一些。
半年多之后，托尼终于给金东设了个圈套。在路上拉到三个客人的托尼，假装心情不错，叫上了金东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去。回扣当场两人对半分了。
有一个客人其实是托尼认识的。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三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金东递上的名片。
一个小时后，我们几个人正聚在一处，金东的电话响了。
“我到旅馆去接个客人。”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若无其事，继续在路上招呼客人。
托尼则往另外两三家酒店打了电话，知道金东刚才带了那三个客人到了其中一家店，并拿了回扣走了。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的，即使是客人打电话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再带他们去别的店，这后一家店的回扣也应该由两人平分。这是预先定好的规矩。
这天晚上，托尼没有吭声。
但是，第二天，托尼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而且是一种平时我没有见过的神情，他口气强硬地说：“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再不辞了他的话，我就不干了！”
我把金东叫出来问他，他并不抵赖，马上就招了。可是，突然他又眼睛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虽然不对，托尼的做法更卑鄙。他居然设了圈套让我钻！”
三个人陷入一阵沉默。
我在内心里权衡之后，告诉金东，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队伍的稳定，我只能辞掉一个人，但我不会辞了托尼。
金东瞪着眼睛，狠狠地朝我面前吐了一口，然后说：“小子！你等着瞧！你别后悔！”接着，他就从我的面前跑掉了。我和托尼都有点吃惊，没料到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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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1）
1998年10月的某一天。
这天下午两点开始，久美子要请她的几个日本朋友到家里吃湖南菜。对于湖南，她们并不太了解，但说起那里是毛泽东的故乡，她们就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平常我都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不过，今天算是起早了，早上九点，我就起来冲了个澡，简单收拾了一下，开始买菜、切菜，准备下午请客。久美子则在一旁逗着儿子玩。儿子已经四岁了，日语跟英语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单词，我觉得他的乐感也很强，有时候还能随着音乐手舞足蹈，看着他的成长，我总是乐在心头。
十一点，我急急忙忙换好西装，跳上刚买的新车，开往西新宿的一家西餐厅。我和名高约好在那里见面。十一点半，我到了餐厅，一边吃汉堡套餐，一边和名高交换对近来歌舞伎町形势的看法。我和名高保持每周见一次面，有时一起吃午饭，有时晚上一起去喝酒，席间谈些新宿的时事，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下午一点，我回到家，又迅速换下衣服，把早上准备好的凉菜一气做好，由妻子摆到桌子上。两点开始，她的朋友陆陆续续地来齐了。
我为她们沏泡好乌龙茶，满面笑容地做着即将上桌的热菜。电视里放着全家到中国旅游时拍的录像，我还不时为他们客串解说，恭维妻子，说些笑话让大家高兴。后来，她们也把话题转移到我儿子身上，说我的儿子长得又秀气又聪明，将来一定是一个帅小伙。她们都问我有没有为孩子设想未来，我和久美子对视了一眼，久美子摸着儿子的脑袋，说：“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芭蕾舞明星，不过，我觉得他要是能成为像木村拓哉那样的影视歌三栖明星会更好一些。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是让孩子成为演艺明星，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孩子自己的潜质适合做什么。”女人们听说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明星，纷纷恭维起我们和孩子来，还围着孩子照相，说是将来要是成了明星，这相片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下午四点，我向还在聊家常的久美子和她的朋友们说了声“抱歉”，摸摸儿子的头，吻了一下他的脸，然后快速换上便装，背上摄影包，以七十公里的时速开车赶往青山大街的会场。
五点，时装展览会开始。我一个劲地抢着拍照。三十分钟后，展览会结束。我和相识的摄影记者、时装评论家们聊着天，谈论着时装界里的新鲜事儿。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托尼。
“李哥！快来！出事了。”他的声音很急切。
“出了什么事？这么慌张？”我镇定地问道。
“你马上赶回歌舞伎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韩国皮条客开始站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我感到一阵紧张，赶快满脸堆笑地和此间的同行们告别，然后飞快地奔向停车场，跳上车，一踩油门，车子飕地飞奔向目的地——歌舞伎町。
中央大街的路口上，托尼带了几名同伴正与七八个韩国人对峙着。
我站到了他们的中间。
“谁是你们的头？”
韩国皮条客都一致拼命做出吓人的表情，一齐瞪着我。一个看上去像是他们的“头儿”的彪形大汉迈出一步，用日语说到：
“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到这条街上！”
我的背后是随时都打算扑上去的托尼他们。这时候，谁也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退缩，否则就等于提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所以，我们的敌人也做出一副临战的姿态。
“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是我们的地盘。你们韩国人的地盘不是在樱花大街吗？”
听到我这话，那个彪形大汉将一张大脸皱在一起。
“没那事！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在这里！”
他说着，还发出一阵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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