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反倒变成了我。我的保护人岩本虽然也是同一个极东会的，但是根据他们内部商量的结果，我们刚刚拥有了樱花大街，又被赶了出来。
无论是日本黑社会还是中国黑社会，那些家伙只是为了金钱。现代黑社会为了利益，他们会把信誉、仗义之类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为了金钱，他们早已什么脸面都不顾了。
我失落地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突然，久美子和儿子伤心哭泣的面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赶也赶不走。我开始漫无目标地走着，寒风穿过大街，撩拨着我的外套，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抗争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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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威胁（1）
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日子却依然继续。熟悉的歌舞伎町，像一条牵扯不断的线，紧紧地拴住了我的心。
1999年到来了。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来到日本的第十一年。儿子已经六岁了。我们搬了家，住进离蚕森公园很近的一个小区。我把儿子送到了公园里的杉并区第十小学。
然后，我申请的永住签证得到了批准。在我跟久美子结婚以后，我曾想过，要不要“归化”日本国籍。如果申请“归化”的话，手续更简单，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家属签证，只要在日本生活五年以上就有条件申请，而我又有一位日本妻子。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想改变自己的中国国籍。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变成一个“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抵触感，我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即使我再怎么喜欢日本的生活，再怎么希望继续混在歌舞伎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日本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于是，我提出了永住申请。
申请永住权比“归化”日本国籍要难得多。原来永住申请一定要求首先在日本居住二十年以上，照这第一标准，我还得等上九年才能申请。而正巧在这一年，永住申请的条件放宽了，居住二十年的要求一下子降低了一半——十年。我在年初提出了申请后，10月份就被通过了。不过，永住资格虽然拿到了，我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我与久美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淡疏远，金东也不会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那些偶来纠缠的黑道人物也不会忘记按时向我要保护费。换句话说，只要我不离开歌舞伎町，精神就不可能轻松。唯一不同的是，永住资格拿到后，我可以不用再每年都花上两个白天去入国管理局办理签证的延长手续。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个人到新宿的“丸井”百货商店去闲逛，在地下一楼的唱片店偶然碰到相识的陪酒小姐小莲，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习惯了在歌舞伎町的搔首弄姿，所以，我远远就看到了她。闲得无聊，我就上前跟她打招呼，约她一起去喝茶。她笑着说：“中央大街的第一帅哥要请我喝茶，我怎么会不乐意呢？”
我们在旁边的一家茶室里坐下来，小莲喝着茶，突然问我：“李哥，你知道我们店里的那个山东女孩儿吗？就是左脸颊有颗痣的那个，花名叫莺莺的。”
“哦。知道。怎么了？”
“她被人抢了！就在她家里。而且还受了伤，再也不能来上班了。”
原来，在前些天，莺莺下班回家以后，遭到几个福建人的抢劫。她被关在家里，用胶带缠住了嘴和手脚，银行卡被抢去，当被问知密码时，她没有说真话，随便编了密码想混过去。她来日本十五年，拼命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哪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被别人抢走？那几乎和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可是，一个抢劫者去银行取不出钱来时，马上打电话通知守在她家里的同伙，说密码不对。
莺莺马上被推倒在床上，守在屋里的男人扑了上来：“臭女人！你居然敢骗老子！”
顷刻之间，她的衣服被扒了个精光，乳房被一个男人抓了起来：“小姐！这就是对你说谎的惩罚。这可爱的草莓先取一个给我了，如果你再说一次假话，另外一个也别想要了。第三次还说谎的话，哼哼，你的命就没有了。”男人一点也不是在吓唬她，他毫不犹豫地撩起匕首，飞快地一割，一个乳头立刻就被割了下来。
莺莺疼得差点昏了过去，无奈，她马上将真实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为首的男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还没出两分钟，便得到了现金，将近五百万日元就这样被抢走了，那些福建人便扬长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莺莺才从剧痛和恐怖中清醒过来，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很快被送到医院。但是，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里面露面。
我听了这件事，点了点头，跟小莲说：“这事我大致知道。不过，过程却跟你说的不大一样。唉，现在歌舞伎町真是不太平，中国人还抢自己的同胞。”
“是啊。”小莲忧虑地说，看得出，她很惊慌。我知道，她是一个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如果被偷、被抢，都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如果自己声张，或者去报案，反而要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所以，那些抢劫的往往就盯上他们这些人。
不过，那些抢劫自己同胞，或者给别人通风报信并从中谋利的家伙，实在是可恶，就因为有这种人，中国同胞之间才会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彼此不能信任。在举目无亲的异国生活，却要时常注意提防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此前有另外一位陪酒小姐想搬家并曾让我推荐一个好地方，我推荐她去新大久保附近，可她却因为那一带都是中国人而觉得太危险了。
第十六章 威胁（2）
“李哥，你知道地下银行吗？”小莲又问我，“幸亏我都通过地下银行直接把钱汇给父母，这样就不用放在身边担惊受怕了。”
“地下银行”，这个词以前也听说过。早在1995年，这种帮助偷渡客寄送金钱的地下机构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偷渡客在日本的生活，除了打工还是打工。我听说有的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同时打几份工，这样拼命撑上两年就准备回家。更神奇的是他们可以七八个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白天上班的晚上去睡觉，晚上上班的白天去睡觉，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但是，他们有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不能通过正规的银行存钱寄钱。曾经有过签证的黑户口还可以勉强继续使用原有身份办理的银行卡，可偷渡者就不行了，他们连护照都没有。他们如果把打工赚来的钱放在住处，一旦丢了就没法找回，特别是他们走在街上，随时都可能被日本警察抓走遣送回国。因此，在正规银行之外，就兴起了这么一种“地下银行”，专门解决这些问题。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的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和偷渡者的增加，“地下银行”大规模发展了。它像一个黑色的魔爪，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并且因黑户口的国籍不同，逐渐形成了中国、韩国、菲律宾、伊朗等不同“专线”的“银行”群落。虽然我没有和这种“地下银行”有过金钱上的交道，但我认识的许多黑户口中国陪酒小姐都在那里寄过钱。不过，它具体的运营方法我却不太清楚。于是，我便向小莲了解起来。
小莲是来日本上专门学校的。上学的第三年秋天，在她打工的茶馆里认识了日本一家金融机构的男职员，并开始了恋爱。等到她学校一毕业，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发现丈夫居然在外面有两个私生子。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原谅的事，最后只有离婚。婚是离了，丈夫却连一点精神损失费都没有付给她。
小莲为了生活，不得不在上海老乡开的歌舞伎町里的一家酒店开始陪酒。她虽然长相普通，但温柔体贴，很受日本客人的青睐。很快，小莲的日本人配偶签证就过了期限。更糟的是，有一次她把钱包丢了，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都没了。去重新办理也需要身份证明，她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存取款手续，也没办法通过银行把钱汇给在上海的父母。她的日常生活很节俭，把节余的工资一点点存起来放在自家的柜子里。
无可奈何，小莲决定请前夫帮这个忙。那男人和情人生了两个孩子，却瞒着她与她结了婚，按常理，她也不想再见到这个伤害她的家伙，可那时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有请他帮忙想办法了。再说她的前夫就是银行职员，最了解情况，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小莲本不是因为没有夫妻感情才离的婚，所以，订好约会时间后，她心里隐约有些按捺不住得激动，似乎有一种前去约会的心情。她提前来到了见面地点涩谷。
一见面，小莲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了。她一开口说明困境，前夫马上提出要她付咨询费。小莲从包里取出他要求的金额给了他，看着前夫仔细数着钱的神态，她残存在心头的最后一丝爱意就荡然无存。前夫数好钱后，用一种完全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她该怎么办，并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交给她。
“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然后到电话里的人指定的咖啡店见面，具体方法那人会告诉你的。万一不成功的话，你付给我的钱我会退回百分之八十给你的。”
小莲实在是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人居然是这般无情无意。话一说完，两个人就分了手。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往纸片上写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国男人。她告诉对方想给上海父母寄钱，对方问清了上海家中的地址和寄钱金额，然后指示她在一个小时后到川崎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小莲乘电车来到川崎的那家咖啡店后，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女人大体将寄钱方法跟她说了一遍，小莲给她看了看自己带来的二十万日元现金，然后女人拨打了一个电话。
接下来，两个人聊着天等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正当两人尽量避开钱的话题，漫无边际地闲聊的时候，店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店员问是不是那个女人的电话，女人从店员手里接过了听筒，又和对方说了几句。女人挂了电话回到座位上，让小莲用店里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小莲拨通家里的电话后，母亲用惊奇的口吻告诉她，刚才收到了有人送来的相当于二十万日元的人民币。小莲笑了，在电话里像孩子一样撒了个谎，说自己买奖券中了奖，并告诉母亲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对于她来说，钱能准确无误地寄到父母手中，那心情简直如同中了奖券一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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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威胁（3）
回到座位上，小莲将二十万日元和手续费交给那女人。手续费虽然比正规银行稍高一些，但钱是真的送到了，而且速度之快，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在咖啡馆门口分手的时候，那个女人笑眯眯地对她说：
“要想寄钱的话，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最初小莲有些半信半疑，不是很放心，所以只寄了二十万回去试一试。钱果真送到了，于是她放心地将柜子里的钱分几次用同样方法寄到了父母手中。她骗父母说是丈夫在金融系统工作，炒股票赚了钱，将一部分寄给父母用，一部分请他们帮自己存起来。
我听她讲完这件事，想了想，说：“虽然这种途径还是比较快，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点，要是这些搞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