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4）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莉莉反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看到我那么坚持办报纸，而且知道了我想向华人社会发出真实声音的想法，原本学文学、对电脑设计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的她，马上买来了书自学，短时间之内就有了相当的应用水平。如今，莉莉已是报社不可欠缺的人才，而我也愈加依赖她，从组稿、采访，到版面设计、印刷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由莉莉筹划。虽然她还在国立大学读书，但是，只要平时考试拿到学分，再完成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这对于莉莉来说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负担，因此她花了很多心血在办报纸这方面。
报纸定名为《侨报》。我自己把自己标榜为海外的“新华侨”。我要把自己的奋斗与别人分享，把歌舞伎町的真实与世人分享。
创刊号的准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编辑部的四个人昼夜挤在西新宿那间强盗闯进过的公寓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期的成品。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包括人工费和各种经费在内，创刊号共花费了两百万日元，成功发行了。它带给我的那种充实感是歌舞伎町的拉客工作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它也可以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盛大的生日礼物。
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父亲当年创刊《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今天，我办报纸也是在延续家父的未了的心愿。
报纸两周出一期，印数为一万。发报的工作也全部由我自己来做。我把报纸堆在车里，发放到各个中国人汇集的餐馆、物品店和学校。
报纸受不受欢迎很快就反馈回来了。首先在歌舞伎町，听说的人都以为我办的报纸一定是份黄色小报。我到一家中国酒店送报纸时，店里的老板娘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还以为你办的是一份夜生活的‘导游’报，上面尽登些黄色小故事什么的呢！打开一看，真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会那么正规。小李！你倒真是个让人无法捉摸的人啊！”
“办报纸早就是我的一个梦。”我笑着回答。
“这么不景气的时代，你居然还能有这份心思，真是不容易。要花多少钱啊？”
“大概和老板娘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吧！”
“噢！那挺便宜嘛！二十万日元就可以办报了？别逗了！”
“真的！你想办也可以办啊。”
“是嘛！那好！那就到我们报社来打工吧！”我跟她开着玩笑。
老板娘笑着回敬道：“如果让我当主编的话，可以考虑。”我走出店门时，她又加上一句：
“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可以在你的报纸上登广告。不过，你可别收我太多啊！”
和那些对手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斗早就耗得我意兴索然，现在，因为这份报纸，却又重新给了我与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同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谈机会。如此感受，我差点都要忘了。
生活上，由于莉莉对我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在办报的第二年，我与久美子离了婚，与莉莉正式结婚。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我人生的第四次婚姻。
久美子对于我们婚姻的终止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她淡淡地对我说：“看来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儿子尽到父亲的责任。”对此我没二话可说。其实，我依旧关心着久美子，她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具备传统日本女人的所有美德。但是，我只能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莉莉，而且，我对莉莉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我的事业，离不开她。
久美子没有出过恶言，更没有哭闹发泄，这使我愈发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地照顾好他们。我按月支付生活费，而且，我不论搬家到哪里，都要让他们母子住在附近，房子再贵也无所谓。久美子后来决定重新开一家美容室，我也为她跑前跑后地帮忙。
对于儿子，我经常和他见面，星期天还带他去打保龄球，开车送他们母子去游乐园玩，偶尔也单独带他到歌舞伎町转一转。
这小子虽然只有八岁，但天性聪颖，讨人喜欢。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居然还学着我的样子招呼客人：“小姐！你想去哪儿？”
莉莉本来一直在读研究生的课程，结婚后就退了学。她原本喜爱文学，认识我之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她自己决定放弃学业。当我听说她的这个决定时，像父亲那样试图阻止她。
莉莉却执拗地说道：“上学还是忙啊。我上学，谁给你做饭？谁帮你操持家务？你一个人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又有谁来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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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5）
我居然要让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女人来保护？我笑了，但是，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说得没错。在歌舞伎町的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以为是独自一人挺过来的，其实，回首风尘往事，有多少人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陪我走过那一段段坎坷之路？每当遇到困难，每到紧急关头，有哪次不是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呢？我想到了佐藤、苇子、真武、名高、托尼、久美子、儿子，还有莉莉……现在，虽然身边仍旧蕴藏着风险，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我结婚之后不久，托尼也传来了一件喜讯。签证过期、一直是黑户口的托尼，这年和一位日本女孩结婚了。他总是为自己这位只有二十七岁、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老婆而担心：“她可太年轻了！我真担心自己守不住她。”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2002年的5月，是日本列岛的春末夏初。这个季节来日本，还可以看到遍地的樱花瓣和枝头残留的晚樱。日本人是最欣赏樱花的，因为樱花表现出一种瞬间飘逝的凄美。
伫立在樱花树下，我想，我可以漂泊，像花瓣一样随风飘落，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不断向上登攀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能改变。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生活得更加充实，我要抓住任何机遇，努力奋斗！
微风吹过枝梢，樱花翩翩飞舞，仿佛早夏的粉蝶。斜阳当中，歌舞伎町的灯火渐渐燃起，人声也渐渐喧嚣起来，我的那些伙计们开始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今天的导游工作。后乐面店的门口，斜倚在那儿的莉莉朝我挥了挥手，淡妆后的脸，那么俏丽。我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朝她绅士般地欠了欠身，唇边浮起一个充满爱意的微笑……
尾 声
这几年里，我和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有很多的接触。我写书，写专栏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华人中算是高的。但和凤凰卫视的相遇，让我的人生再一次踏入新的旅程。其实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可以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主角，而我成为“唐人街”栏目的主角，则是一个“奇遇”。我和凤凰卫视没有任何的“渊源”。把我推荐给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当时凤凰卫视只是想找一个“有趣的”题裁。当他们知道在东京有这么一个华人，以做歌舞伎町案内人为生，而且在日本的各类媒体上频频“出镜”，大讲歌舞伎町的文化，觉得有趣，就找到了我。
记得第一次见面，栏目摄制组的人下了飞机就赶到我的住处。那天我刚起床，穿着随意，睡眼惺忪。摄制组的人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么样的瘦男人能干什么？”但等我回屋把自己“捣蚩”一番后重新站到他们的面前，把她们吓了一跳，“哎，还那么精神呀！”。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拍摄。当天就去歌舞伎町，拍约会、见警察、与黑社会交涉等，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天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内容很快编成了一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传回了凤凰总部。摄制组还在日本，我这集就已经在“唐人街”栏目中播出了。摄制组的年轻女导演小苏很有意思。当时她们正在大阪，她一边在看播出的节目一边给我打电话。而我也正好兴奋地在看着该片的首播。她对我说“小牧，不好意思”。说着竟哭了起来。我问他哭什么。她说：“本来她起名是《活在歌舞伎町》，但播出时却被总部改为《歌舞伎町皮条客》。”我对她说：“没关系，可以让全世界能看到凤凰节目的观众了解我这个皮条客。”“皮条客” 作为电视片的名字，应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但它和中国的皮条客的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 正是日文中的“案内人”，也就是中文的“引路人”、 “向导员”及“导游”的意思。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比如脱衣舞表演等。只限于介绍，我既不开店，也没有管理着十个、二十个女孩子，让她们去卖。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香港《壹周刊》的报道中称我是“龟公”，它用了很大篇幅报道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我做的事和香港人讲的“龟公”不是一回事。如果我真的是在做皮条客，做“龟公”，日本很严肃的《朝日新闻》社不会出版我写的第三本书。同样，国际上相当有影响的、也是很严肃的《Newsweek新闻周刊》日文版也不会让我做专栏作家，发表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娱乐、饮食、设计等十二方面的评论及意见文章。
二○○五年四月
李小牧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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