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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向我们表明了作为实施新组合的结果的利润的性质。它们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用新的使用方式利用现有的生产品。企业家并不以储蓄来获得他需要的生产手段，他也不在开始生产之前积累任何商品。而且，如果一个企业不是迅速地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建立起来，而是慢慢地发展起来，那么情况也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不同。如果企业家的精力没有耗竭在一个目标上，而是在同一事业上继续发展，那么，他将继续推行新的变革，按照我们的定义，这些变革总是会产生新的企业，而变革所需要的工具，是从他过去的利润中抽出来的。于是，过程就显得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个生产者在同一行业中创建一个新企业，这个新企业与他原先生产的产品有关系，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这绝不是常规情况，多数情况下，新企业是由新人物创建的，而老企业变成不重要的了。但是，即使一个以前在循环流转中，每年都以重复的角色，经营着企业的人，变成一个企业家，这个过程的本质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本人早已有了全部或者部分必要的生产手段，或者，依据实际情况，他已经能够用他企业现有的资源购买必要的生产手段了，这不会改变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概念就不适合于事实的每一个细节。这个新企业仍然与其他企业同时存在，这些老企业起初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经营，而新企业并不扩大对生产手段的需求，也不一定供应新的产品。不过，我们这样描绘我们的图景，只是因为实际中更重要的情况要求这样安排，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向我们表明事物的原理，特别是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新企业未必从老企业直接产生的事实。加上适当的解释，它仍然可以解释这种情况的实质。在这里，关键仍然是实现新组合的问题，没有其他。
企业家从来都不是风险承担者。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新企业经营失败；贷款给这个企业的债权人就会深受损失。因为，尽管企业家所拥有的任何财产都有偿债义务，但是，拥有这种财富并不重要，即使是有利的。如果企业家是用以前的利润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如果他利用属于他的“静态”企业的生产手段来经营，那他也只是以资本家或者商品拥有者的身份承担风险，而不是以企业家的身份承担。在任何情况下，承担风险并不是企业家职能的一个要素。即使他可能冒名声的风险，但是经营失败的直接经济责任从来都不会由他承担。
企业家利润（6）
现在可以简要地说，这里所讨论的利润是由开创者的利润所描述的现象的主要要素。不管还能在这个开创者的利润上再加上什么，它的基础都是，在一个新企业中收入超出成本的暂时的剩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开创者可能的确是最纯正的一流的企业家。这样，他是最严格地将自己限制于企业家独特职能的企业家，即实现新组合。在创办新企业的过程中，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进展得顺利无误，在所有方面都很完美并且具有远见，那么利润就会留在创建者手中。当然，实践中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但是这样说仍能够揭示事情的原理。当然，这种表述只适用于真正的创业者，而不适用于那些有时从事创建企业的技术工作，也常常被称为创建者的代理人，他们只获得工资性质的报酬。最后，一个公司所创造的所有的新事物，在多数情况下，不会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状态。相反，它的领导者经常是继续从事新的事业，因而他们继续发挥着最先创业者的作用，所以，无论他们在公司里的公职是什么，他们都是企业家。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公司一旦创建，就这样一直办下去，那么，创办者对于公司而言就是唯一对该公司从事企业家活动的人。让我们假定：生产手段的价格由债券表现，股票代表着与企业有关的被资本化的更高的回报，这种回报是持久收益来源，也有创办人的股票，它们都无偿地转归在开创者名下。于是，这些开创者的股票将不会产生持久的收入，而只会给开创人带来暂时的剩余，这些剩余存在于这个新企业被融入经济系统之前。以后，这些股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它的最纯粹的形式。
这幅关于利润的图景现在必须被完成。为此，我们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在非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里，什么情况与这种现象相对应呢？简单交换经济，它是一种存在产品交换，而不存在“资本主义方法”的经济系统，它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在这种社会的经济单位中，必然存在一种不同的支配生产手段的权利，对于这种交换经济的这个方面，可以用我们下面将要说的情况来处理。而在其他方面，对待方式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我将转为讨论简单的非交换经济。
在这里，有两种组织类型需要考虑。第一种类型是孤立的庄园，在那里，大多数生产工具属于庄园主，所有的人都顺从于他。第二种类型是孤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有一个中央机构，它处理所有的物质商品和劳动服务，并作出所有的价值判断。我们在一开始同等地看待这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某些个人绝对地控制着生产工具。他们既不期望与其他经济单位进行生产合作，也不期望从其他经济单位获得赚取利润的可能性。价格世界不存在，只有价值世界。这样，当我们从我们所考虑的例子转到非交换经济时，我们就开始了对价值现象的探索，价值现象是利润的根源。
我们知道，在这里也有一个循环流转，其中，成本规律严格地起着作用。这里的成本规律，其意义是产品价值与生产手段的价值相等；同样，这里的经济发展，按照我们的定义，也是通过对现有商品实施新的组合的形式完成的。人们可能认为，商品存量的积累在这里是必需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职能。第一个观点部分是正确的；的确，虽然商品存量的积累不总是，但常常是最终实现新组合的一个步骤。但它从来不构成一种特殊的职能，因为特殊的职能需要加上特殊的价值现象。商品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系统的领导者或者领导机构。所期望的结果是直接达到，还是要通过一个收集存货的准备阶段，这完全是不重要的。不管参与的个人是否都赞同新的目标，并愿意去收集存货，这同样也是不重要的。领导者不会有任何牺牲，而且也不会去关心属下的人可能要付出的暂时的牺牲——只要权利仍然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
企业家利润（7）
如果执行了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因而减少了他们属下人的当前的消费——这不是必要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可能，这些人将会反对这些计划。他们的反对可能使这些计划不能执行。但是如果忽略这种情况，那么，属下的人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任何直接的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压缩消费，积累存货，并不是他们自愿这样做的。因此，这里也不包括任何应纳入我们所描绘的发展过程图景的特殊职能。如果领导者向人们承诺将获得一笔额外补贴，这也不过像一位将军向他的士兵承诺他们将得到某种特殊的报酬。那只是为了让人们更顺从的一种赠与，而不是事情本质的一部分，也不形成特殊的、纯经济的某个类型。因此，“庄园主”和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一种差别。根据社会主义的观点，增长的利益属于整个社会，而在庄园主眼中可能只有他自己的利益，这一事实并不构成任何根本上的区别。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时间要素在这里不会独立地影响事情。诚然，领导者必须把已经深思熟虑的组合的结果，不仅与用同样的生产要素以它们先前的使用方式，在同样的时间内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较，还要把它与用同样的生产手段，在其他新的组合方式中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较。如果后者需要更少的时间，那么，就必须考虑其他可能实施的若干组合在节省的时间里可能产生的结果，以估计相互竞争的各种使用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时间要素必将出现在非交换经济中，而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它的影响是由利息表现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不过，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甚至在这里，时间也不起任何其他作用，例如，它决不会把等待的必要性，或者把对未来享受的欲望变得更小，成为某种特殊的因素。人们不愿意等待只是因为，人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做其他的事。未来的享受变得更小，只是因为他们的享受在未来实现的越晚，按照“可以在其他地方实现这种享受”来说，应打的折扣就越大。
这样，这个社会的领导者，不管他的地位是什么，从原先的用途中把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抽取出来，并用它们实现一种新的组合，例如生产一种新产品，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法生产某种已有的产品。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者是从一直制造同一种产品的工业分支中提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还是允许现有的厂商继续以习惯的方式生产，并同时与其一起开始采用新的方法进行生产，而从完全不同的工业分支中抽取必要的生产工具，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根据假设，新产品的价值要高于用原来的生产方式以同样数量的生产资料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不管在这样的社会里，估价是怎样形成的。有关新产品的归属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当新的组合已经完成，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就已经被决定了。那些参与新组合的要素的价值将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最好还是选择决定实施新组合那个时刻，并假定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决定的进行。
首先，生产者必须作出价值评估：必然要比较新产品的价值和在正常循环流转中用同样生产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显然，为了评价新组合的优势，这种评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评估，就不会有后面的任何行为。现在，我们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用同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可能产生的两种价值，哪一个将被归属于那些生产资料？这一点很清楚：在决定实施新组合之前，只有与旧的生产方法相适应的价值。因为如果事先把新组合的剩余价值列入生产手段，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那样做的话，实施新组合就显得不再有利益了，也失去了比较新旧两种方法所得的价值的必要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