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利润就从企业家的手中溜走了。利润依附于新事物的创造，依附于未来价值体系的实现。它既是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牺牲品。
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也没有发展。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还必须增加一句：没有利润就没有财富的积累。至少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伟大的社会现象——这当然是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结果。如果我们忽略地租和狭义上的储蓄的资本化——我们认为这些没有很大的作用——最后，如果我们把发展在其影响和机遇中投入到许多个别人手中的意外财富（这些意外财物本身确实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它们不被消费掉，也可能导致财富的积累）也忽略掉，那么，财富积累的最重要的来源将依然保存，由此又产生众多财富。未消费的利润在恰当的意义上并不是储蓄，因为它没有侵犯习惯了的生活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企业家的行为创造了大部分财富。在我看来，实际生活让人信服地证实了是利润产生了财富的积累。
企业家利润（14）
虽然在这一章我让读者自由地将资本的利息，与工资和地租放在一起视为生产性开支，但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却把扣除工资和地租的整个剩余似乎都归于企业家了。事实上企业家仍然必须支付资本利息。可能不会因为我起初把一笔钱指为利润，然后又将其指为利息，就要责备我，但让我特别申明一下，在后面我将充分地阐述这一点。
利润的大小，不像循环流转中收入的度量那样可以明确地确定。特别地，不能说像循环流转中成本各要素那样，利润的度量恰好可以确切地引发“必需的企业家活动量”。这一数量，在理论上是可以确定的，但它不存在。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获得的利润总量，以及个别企业家实现的利润，可能远大于必然引发的实际起作用的企业家活动量。的确，这个总量常常被高估。诚然，必须记住，甚至是明显的不相称的个人成就也有它的作用，因为获得这种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强大的激励作用，它比按理应用利润量乘以概率系数的积所表示的那个激励作用还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成就的企业家而言，这种前景似乎也属于一种有吸引力的“报酬”。尽管如此，有几点是很清楚的，即在许多场合，较小的利润量，尤其是较小的利润总量，将产生相同的结果。
同样，企业家活动质量与个人成就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比起例如在专业性劳动市场的情况要微弱得多。这一点不仅对于税收理论是重要的——即使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实际中仅限于考虑“资本积累”，从增长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供给这个意义来说——而且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企业家能那么相对容易地被剥夺其利润，以及为什么“领薪水的”企业家，例如经常起企业家作用的工厂经理，通常能够满足于远低于利润总量的报酬。生活越是合理化，平均化，*化，个人与某些具体的人（尤其是在家庭范围），以及与具体的事物（比如一个具体的工厂或者一幢祖传的宅院）之间的关系就越是短暂，我们在第三章列举的许多动机就会越加丧失其重要性，而企业家也越来越丢失其对利润把握的权利。这一过程与发展的日益“自动化”是并行的，而它也有削弱企业家职能重要性的趋势。
今天，就像过去对这个社会过程的开端还不了解的时代一样，企业家的职能不仅是经济系统不断重组的工具，而且也是推动包括社会上层阶级在内的各要素不断变化的工具。成功的企业家，连同他的家人，其社会地位上升，他从他的成功的果实中获得不直接依赖于个人行为的某种地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社会阶层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的进程是靠竞争性地摧毁旧企业，从而一切都在旧企业的基础上存在，所以，总是相应地有一个衰落、丧失社会地位、消亡的过程。这种命运也威胁着那些权利正在衰落的企业家，或者威胁着那些已经继承企业家的财富却不具备他的能力的后代。这不仅是因为竞争机制不容许有持续的剩余价值，从而所有的个人利润都会枯竭，甚至正是通过这个追求利润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竞争机制的推动力）消灭它；而且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事情总是按照将企业家的成功体现在他对企业的所有权上来发生；这个企业通常由他的继承人继续管理，很快也就成为因袭行业，直到被新的企业家代替。
美国有一句谚语：三代之内，兴而复衰，的确如此。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而衰落得更快的情况多得足以抵补那些例外的情况还有余。因为总是有企业家、企业家的亲戚、企业家的继承者，而公众舆论以及关于社会斗争的措辞很容易忽视这些事实。这样，那些逃离社会斗争的继承者们构成了一个“富人”阶级。事实上，社会上层就像是旅馆，里面的确住满了人，但是里面的这些人永远在变化着。他们当中包括来自下层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很多，多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接受的程度。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真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