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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中，听见有人走动，脚步声在船舱下面咚咚响着，像牲口刨槽的声音。“把牲口牵出去遛一遛，”是父亲的声音，“个鳖羔子，明天就给我相亲去！”轰的一声，五颜六色的花竞相开放。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释放出一股辛辣的气味，呛得我鼻涕眼泪一起下来了。“真脏！”郭兰皱着眉头用毛巾给我擦脸，“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郭兰退后两步打量着我，“真好看！”她说，“鼻涕擦干净了真好看！女人都会被你迷住。”“怪冷的。”我傻笑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给我捆上！”郭兰忽然发作起来，“西南步兵学校，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个东西！”有两个人把我就地摁倒，一根绳子捆了，后来我就被扔进一个黑屋子里。我大声喊叫，用脑袋撞门，耳朵里轰隆隆响着，像掉进了无底深渊……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小家伙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他的影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一会儿是两个人，一会儿又变成三个。舷梯口有一束阳光斜照进来，在我脚下洇出一片金黄，我依然枕着提包，身下铺着芦苇，身上却盖着小家伙的棉被。我试着要爬起来，可是头重脚轻，眼前一阵眩晕。
“你还是躺着吧。”小家伙扶着我躺下，“你不大好，烧得挺厉害。”
“什么时候去镇上，你给我买点药。”我把钢笔掏给他，“这是南洋铱金笔，看看能不能把它卖了，买点治伤风的药。”
“一支破钢笔，”他拿着钢笔看了看，不屑地说，“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这里有药。”他撩开大棉袍，掏出几个蜡封的药丸子，连同钢笔一起放在我身边，“我给你烧点水去。”
吃过药，又喝了很多开水，感觉身上暖和多了。看舷梯口透下来的阳光，这时候应该是下午，“真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可就糟糕了。”
“谢什么，”他大模大样地说，“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山东人。”我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你呢？”
“姓程，程天培。”
我说名字挺大气，取天地培育的意思，日后必能成就参天拔地之才。他纠正说不是培育，是佩带。“明白了，是佩服。”我比划着，进一步恭维说，“我，佩服你。”他看看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大棉袍直抖动。我的恭维恰到好处，他接受了。此刻，他倒真像有十八岁的样子，我得承认，活到现在，我还从未看见谁这么放肆地笑过。
这天下午，程天佩做了两个人的饭，他先出去生火，然后又回来和我商量，要拿几个土豆。我说土豆就算我们两个人的，以后不必问我，拿就是了。小家伙熬了满满一洋铁桶面糊糊，我们俩蹲在沙滩上，你一碗我一碗，喝得热热闹闹的。面糊糊里面掺上白菜土豆，喝起来非常顺口，此前我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面糊糊。
太阳已经偏西了，岬角那边有几只白色的鸥鸟在戏着海浪翻飞，潮水退得很远，露出一大片平整的海滩。程天佩往火堆里架了一些树枝，然后就在沙滩上画出一个棋盘，拉我跟他下“五虎”。小家伙“五虎”下得挺好，动辄给我布下陷阱，即使我全神贯注，也只能和他下个平手。每下完一局，他就把模糊的棋盘重新画好，嘴里不住地说：“你还挺难对付的！”后来我说不玩了，小家伙意犹未尽，挑衅地看着我，说：“怕输吗？”我说怕赢，在你的地盘上，赢了不好意思，输了又不甘心，我撅了几根树枝架在火堆上：“说说你吧，看样你在这住了挺长时间。”
“三年，”他说，“在我前头有一个老花子，后来老花子死了，这条船就归我了。”他看看我，忽然问，“郭兰是谁？”
“一个朋友，”我说，“你还听到了什么？”
他疑惑不解地望着我，说你这个人挺怪的，你提包里装的净是书，可你还扛了一麻袋土豆。我说这很简单，我念了几天书，所以要看书，至于土豆，那是我帮人卸船挣的，我想它还有点用，就和书一起搬过来了。他想了想，说你上这里来，不是光为了看书吧？我说来找一个人，投奔一个人，那个人不在了，后来又等一封信，那封信来了我才能走。他固执地盯着我，说我看你是领了别人家的女人跑出来的。他偏着小脑袋想了想，说你是私奔，你是领了人家的姑娘媳妇私奔。我说私奔得两个人，还没听说有一个人私奔的，我自己奔个什么劲！他说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后来女的想家了，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我说算你猜对了，刚跑出来是两个人，跑着跑着就剩下我自己了，所以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我这里可不是你待的地方。”他急不可待地声明。
“你放心，我不会住多久的。”
“吃完这些土豆你才肯走吗？”
“也许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说，“那封信来了我就走。”
贼船（1）
从家里出来之前，我一直过着相对稳定而优裕的生活。子午山是个富裕地方，子午河川的土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即使在战乱年头，除掉捐税和临时征调，橱柜里总是有多余的煎饼。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很少去当兵。每逢荒年，人们总爱去我们那一带乞讨，我见过别人的苦难生活，而我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苦难的磨练，我缺乏面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尽管我念到初中毕业，在子午川也算个文化人，但我发现我对数字不敏感，这个缺陷使我的第一次远行很快便陷入窘境。如果从开始就好好计划，起码现在我不至于住在这条破船里。住旅店的时候，我还可以从古人的情怀里得到慰藉，吃过烧饼躺在床上，不时便会冒出什么“旅人”或“游子”的念头，坦率说，某些时候我挺惬意的。可现在，当我真的流落街头，我发现原先那些浪漫的念头竟如此脆弱，两顿饭饿过来，再没什么“诗意”了。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带来的那些书帮了我，使我不至于太无聊。经程天佩同意，我的铺位已经搬到北面，和他紧挨着。这里光线要好一些，舷梯口的阳光上午照在西面的舱壁上，下午又照在东面的舱壁上，充足的光线给了我阅读的好心情，那些日子我频频光顾伯爵的庄园或是贵夫人的沙龙，在啃着烧土豆的时候，我参加了数不清的宴会和舞会。为了感谢程天佩的关照，我把整本的《 聊斋志异 》译成白话讲给他听，我和我的同乡蒲老先生串通起来，很快把这个骄傲的小家伙蛊惑了。有一回我散步（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好习惯）回来，发现他竟拿着我的《 聊斋 》在看。我说你上过学吗？“上过两年，”他合上书说，“这本书看不懂。”
“其他的书能看懂吗？”我把李青崖先生译的莫泊桑小说选集递给他。
他翻了一下，说：“勉强能看，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望望铺上的《 聊斋 》，“你学问真大，什么时候我能看懂这本书就好了。”
我说：“你真该上学，为什么不念书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他笑嘻嘻说，“念书的时候早过去了，教书还差不多。”
“对不起，”我说，“忘了你都十八了。”
“‘扪虱’是什么意思？”他看看我，再看看《 聊斋 》。
我说就是在身上摸虱子，是古时候文人的一个癖好，边谈学问边从身上摸几个虱子出来掐了，被认为是一件挺体面的事。他把手伸到衣服里面，在腋下鼓捣着，一会儿便捏了一个虱子出来。他把虱子放到掌心，看着它爬，那是个又黑又大的虱子，乌油油的，一看便知道在身上养了很久。我见不得他玩虱子，说快把它扔了！他说你没有吗？我说小时候有，长大了没有。他说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小时候没有，长大了才有。我逼着他把内衣脱了，然后烧了一桶开水，把衣服扔到开水里煮，估计有成百上千的虱子被煮熟了。
小家伙白天除了睡觉，再就是缠着我下五虎或者给他讲《 聊斋 》。他通常在晚上出去，天亮之后才匆匆地回来，我想象不出他在这个年龄有什么夜不归宿的理由，问过一回，小家伙对我很不客气，扳着脸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是我再不“安分守己”的话，他就要让我“另谋高就”。但很快他就舍不得让我走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至少让他看到了我还不是一个废物。 。 想看书来
贼船（2）
那天早上我正在沙滩上生火做饭，程天佩狼狈不堪地跑回来。他在返回海边的山路上让人抢了，两个外乡来的叫花子看中了他的大棉袍。据程天佩说他也反抗了，终因力气有限，被人扒了大棉袍，又给了两个耳光。他可怜巴巴地说：“老李，咱们算不算是朋友？”
“当然是朋友了，”我说，“找那两个家伙去，简直无法无天了！”
据程天佩描述，那是两个瘦小的叫花子，他们埋伏在树丛里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得手后立即逃走，如果不是那两个家伙跑得快，他一定会把大棉袍抢回来。
显然是为了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小家伙没说实话。其实那两个家伙一点也不瘦小，并且也不像是乞丐，看样子是两个*不羁的流浪汉，其中有一个家伙比我还高出半个脑袋，程天佩的大棉袍套在他身上，像穿了一件半截子棉袄。我们是在山东侧的一处树林边上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他们拢了一堆火，火堆上烤着面饼，那两个人坐在火堆旁，正为一件事笑得前仰后合。见我们来了，其中一个戴毡帽的矮个子笑嘻嘻说：“看呐，小公鸡跟上来了。”
“还领了一个大公鸡。”大个子阴阳怪气望着我。
“这是我哥，”程天佩气派地介绍说，“他给程天佩当过侍卫官，你们最好不要惹他生气，乖乖把棉袍还给我，咱们各走各的路。”
“原来是你哥，”大个子乜了我一眼，对小个子说，“秃子，传我的话，问问这位侍卫官，他有什么要求。”
小个子摘下毡帽捂在胸口，行了个十分标准的鞠躬礼：“公鸡先生，我们老大问您话了。”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尽量平和地对大个子说，“把棉袍还给我兄弟行不行？”
“要是我不还呢？”大个子虎视眈眈朝我走过来。他手里还擎着一个烤得焦黄的面饼，面饼串在树棍上。大个子摇着手里的面饼，像在摇一个拨浪鼓。“大袄真暖和！”他咬了一口面饼，咝咝地吸着气，“有本事你就给我扒下来。”
“我没有扒别人衣服的习惯，”我说，“盗亦有道，抢一个小孩的东西不害臊吗！”
“他说什么？”大个子翻着白眼问他的同伙。
“他说他不愿意扒别人衣服。”小个子谄笑着说。
“可是我愿意，”大个子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秃子，给你弄一件蓝制服穿穿怎么样？”
“是件好衣服！”小个子说，“喜欢四兜的，不过三个兜的也行，将就穿吧。”
“那么，这件衣服就归你了。”大个子把面饼扔在地上，腾出右手来抓我衣领子。他这一招实在没有名堂，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