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师范的最后一年，我已经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和知识的局限性，但从来没有以读师范为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泽东读的就是师范，而且也没有感受到学历会对人生道路产生什么影响。就读的这所师范学校，历史悠久，可以与北大相媲美，是一所培养优秀小学教师的“黄埔”学校，也培养了许多党政干部，多是从教学岗位上转任到党政机关的，其中有位非常出色的校友36岁成为团省委书记，39岁成为市长，成为学校的骄傲，还培养了一些作家、音乐家等文艺人才。
工作以后，走到那里，最受关注的就是学历问题了，人家都会问你是什么学历，你答中师，人家会接着问是不是小中专那一类的，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是的。
后来，参加公务员考试，更是遇到学历问题，大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庆幸自己抓紧时间自考了本科学历，拿到学士学位，又抓住机遇，钻了缝角，通过公考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几次国考，都以失败告终，与自己的能力有关，但不能说与学历无关，学历成为我的硬伤。
看到许多公考和公选职位的条件，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全日制”三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双眼，它不是睹住了我一个人的路，而是千万人的路啊。
还有规定第一学历是本科的，我不理解第一学历与全日制学历有多少区别。一个口才很犀利的朋友，他读书时成绩很优秀，因家中兄弟多，九十代初考了一所中专，那时中专比重点高中分数高许多，毕业后当义务兵两年，一直十分努力，自修了专科、本科学历。谈到许多工作要求第一学历本科时，他骂道：“这群猪，难道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学历都是幼儿园吗？”憎恶之情，溢于言表。憎恶归憎恶，无济于事，关键还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们是什么认识、怎么考虑的。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我单位视察调研，我们列队欢迎，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其中饶有兴趣地问我：什么学校毕业？答：某省大学。他立即兴趣索然，不再问了，左右顾而言它。当时，深受刺激，心想：我还没有说自己是中师毕业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耻于说自己的学历，宁愿说自己是初中毕业，也不愿让别人说自己是小中专毕业。现在坦然了，敢于直面现实，学历低怎么了？小学毕业也是儿子的老爹。
单位政治部领导和我谈到学历问题时说：你是有工作能力；但要看人家用不用你；你学历低了；人家一看就不给你机会了；你的能力从哪里体现？
是啊，纵然你有经天纬地之才，无用武之地也是枉然。
我们都知道：学历不能代表能力，就像官位不能代表真理一样。讲起道理来，谁都会说，但实际操作时，不再是“英雄不问出处”，几乎都看重学历，似乎名牌学历就一定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学历名不见传便是能力差的表现，而不看学历低的原因和学历后续的努力。
在蚂蚁般的求职大军中，你会发现，名校的文凭就是比三流院校的文凭“惹眼”，硕士证书就是比学士证书更易得到机会。唯学历、唯名校是举的招聘潜规则远非个例。因此，那些硕士、博士们，也许未必会学到真知识，却是可以得到真利益的。在真切的利益面前，谁肯追求知识、能力和真理，而不重视表明学历的小本本呢？
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时，安排我做电教员、网管员，机关及下属学校的电脑或网络出现问题，很多都要由我来处理，我何曾上过一天电脑学校，读过一天计算机专业，但我用了三个月时间的表现，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称我“电脑专家”，领导对大家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找某某，意思是电脑上有什么难题让我来解决。这个声誉是在单位有两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情况下赢得的，可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呀。只要肯用心，肯下苦功夫，土八路也能打败洋鬼子。
说这么多，不是想证明自己学历低而能力高，而是证明一句话：我们不否认学历高会有能力，但也不要肯定有学历就一定有能力，没有学历就一定没有能力。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我们应该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活到老，学到老，不以拿个名牌小本本为一生的骄傲资本，不让没有名牌小本本成为阻止进步的障碍，不使名牌小本本蒙蔽那一双双识人的慧眼。。 最好的txt下载网
追求高学历好不好
官员追求高学历好不好
这个问题可以作为我们党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这里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我只想客观描述几个社会现象，但这些现象并不仅仅是现象。
一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越来越高学历化，学历成为升职的重要资本；本科都不值得一提了，硕士、博士等才能提上台面，多数官员即便日理万机，也要抽身拿个党校或高校的硕士、博士文凭，媒体也津津乐道于一些高官的高学历，似乎高官就应该是博士或硕士、博士或硕士就应该是高官一样。
二是蒋介石的欧美博士帮和学者高官群丢掉了大陆的执政地位。请看，大陆沦陷前；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学历一览。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行政院长：翁文灏 …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这些人，论出身都是名门望族；论学识都是学贯中西；可谓是那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啊！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在重庆时多次采访过拥有奥柏林和耶鲁双重学位的孔祥熙博士，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财政部长孔祥熙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这个声调是否似曾相识？
这个记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我们党建国初期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十大元帅等的学历就不要一一说明了吧。或许有人会讲，他们那是在打仗，不是在搞经济建设，他们没上几天学，有什么文化，也就会动动枪杆子。单举陈云一个例子就可以让这些人闭上嘴巴。《陈云传》中记载：陈云同志由于儿时家境贫寒，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尽管后来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评个硕导、博导绝对授之无愧的（可能外语难过关），可在填写各种登记表的“文化程度”栏时，陈云同志总是写上“小学”二字，并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通货膨胀，国民党的博士团解决不了，陈云同志解决了。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学历低不等于水平低。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学历高不等于服务的水平高，有学历不等于有为人民服务的心。
*同志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小平同志再英明伟大，也没有穷尽真理，也管不了一百年的事情，他这个提法还没毛泽东提出的德才兼备和又红又专全面科学，因为只注重了才的方面。邓提出的这个用人导向衍生出这样一句话：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如果现在和将来仍然延用邓的政策，那就是本本、教条、机械。
让我看来，现行干部的问题，不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选拔科学化、*化、透明化的问题。
说来说去，好像在贬低高学历群体，好像在证明博士们是吃干饭的，其实没有那意思，我只是疑问：博士争先恐后做公务员，官员千方百计当博士，社会观众又津津乐道官员与博士苟合，而不是关注德与才，不是注重品德修养，难道没有问题吗？高学历人才以天下为已任，凭借能力，努力奋斗成为高级官员，于国于民都有利，自然是老百姓十分欢迎的，但政策导向不应该偏向高学历，使学历成为拦住一些德才之士的门板，成为一些人晋升跃级的跳板。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用人导向不能学蒋总裁，让历史重演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工作有多忙
谈起公务员工作，许多人会想到一杯茶、一张报纸就是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误解。
一杯茶、一张报纸的工作状态确实存在，在某些单位某些部门还比较严重，但这不是我的工作状态，更不是所有公务员的状态。
一些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经常问我：工作忙不忙？我说忙，他们就感到疑惑，想不通我能忙些什么。让我说自己都忙什么了，也想不起来，只是感觉一天忙得团团转，有时候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紧张。我也纳闷，于是有心把一天做过的事情记录下来，整整记了两页纸，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一个接着一个的，小到让你做了以后都记不起来，比如领导同事们出差回来，给你几张或者十几张票据让报账，事情不大吧，应该简单吧，可是你要整理好票据，填好报销单，再找三四位领导签字后才能到行政处报销，领导不是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等你签字的，有时候楼上楼下的跑十来趟才能把字签了，不要以为把报销单交给行政处就没事了，报销回来的钱你还要领回来再交给同事，整个过程下来，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过去了。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小到只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报差旅费，小到你都不好意思说我做了这点工作。事情虽小，如果做不好，可能影响其他同事工作和整体工作。
2009年7月份，正是工作和办案的高峰期。两个办案组都是领导，审讯时没有作笔录的人，我是综合处内勤，却要做两个办案组的笔录和其它工作，一会儿这个办案组让做这，一会儿那个办案组让做那，都是领导，都是工作，都要全心全意的服务，案子上的工作没做完，综合处的工作也要做，工作实在太忙了，忙了就容易出错，心中怕出错，因此心理压力比较大，最后病倒了，住院一周后，接着上班，没有休息一天。我被全院公认为最忙碌的人，忙到什么程度呢？早上上班倒上一杯水，到下班时还没有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