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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娟是可爱的，她的可爱由来已久，我只举一个小例子。那是她在复旦读博士生的时候，一次泡吧，因为有人打群架，她被误抓进了警察局。下面是她回忆的当时情景——
“警察开始问话写口供，问到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复旦学生，他问几年级，我说博一。然后警察怒了，说我故意耍酒疯不配合。我那天的穿戴是一个亮片背心，一条极端短的热裤，一双亮银高跟鞋，除了没有化妆，和小阿飞无异。小警察鄙视的眼神点燃了我体内残存的那点子酒精，我忽的一声站起来说：‘复旦的怎么了，读博士怎么了，上了复旦读了博士非得穿得人模狗样不能泡吧啦？’”
她的性格真是阳光。多年后，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这阳光依然灿烂，我也只举一个小例子。在确诊乳腺癌之后，一个男性亲戚只知她得了重病，发来短信说：“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丈夫念给她听，她哈哈大笑说：“告诉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当然，在这生死关口，于娟不可能只是傻乐，她对人生有深刻的反思。和今日别的青年教师一样，她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体制内的职称升迁，二是现实生活中的买房买车，并且似乎不得不为此奋斗。现在她认识到——
“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非常茫然。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的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我相信，如果于娟能活下来，她的人生一定会和以前不同，更加超脱也更加本真。她的这些体悟，现在只成了留给同代人的一份遗产。
一次化疗结束后，于娟回到家里，刚十九个月的儿子土豆趴在她的膝盖上，奶声奶气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她流着泪想：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变成了草。她还写道：“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还有那个也是青年学者的丈夫光头，天天为全身骨头坏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多么可爱的一家子！于娟多么爱她的孩子和丈夫，多么爱生命，她不想死，她决不放弃，可是，她还是走了……
我不想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这部书稿，虽然读者从我引用的片断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娟的文字多么率真、质朴、生动。文学已经不重要，我在这里引用这些片断，只因为它们能比我的任何言说更好地勾勒出于娟的优美个性和聪慧悟性。上苍怎么忍心把这么可怕的灾难降于这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可爱的家庭啊。
呜呼，苍天不仁！
周国平
1、我的坚强与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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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分外坚强的人。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被救护车抬进上海瑞金医院，放置在急救室。
病理室主任看到我那浑身黑漆漆的全息CT后，问了一句话，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我的老公，那个可爱的光头男答，现在还没有用任何的止痛药物。
那个四十多岁的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句地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
他们进行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只是屏着气，咬着牙，死死忍着，没有死，也没有哭。
在急救室三天两夜。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肺癌，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
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一间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杂寒冬的冷风，随时送病危病人进来。
我身边的邻居，虽然都躺在病床上，看看似乎都比我的精神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然而，就是这些邻居，夜里两点大张旗鼓地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五点多就会被某些家属的哭声吵醒，看到一袭白单覆住一个人的轮廓。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人匆匆走了。
如此三天两夜，心惊胆战。我没有哭，表现得异常理智，我只是断断续续用了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
后来，一天两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其实对我来说，并算不上疼痛，光头在旁边陪我，面壁而不忍再看，妈妈也已经濒临精神崩溃边缘。
我的痛苦在于，当时破骨细胞已经在躯壳里密布，身体容不得一点触碰，碰了，真的就是晕死过去。那种痛不是因为骨穿，而来源于癌细胞分分秒秒都在啃噬骨头。
我还是没有哭，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痛得想不起来哭，那个时候，只能用尽全力屏着。如果稍微分神，我就会痛得晕厥。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
当2010年元旦我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没有哭，反而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
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
既然已然是癌症，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
至于晚期，我早已明了。全身一动不能动，不是扩散转移，又能是什么。
发现太晚，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躯干所有重要的骨骼。
我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地狱一样的化疗。
初期反应很大，呕吐一直不停。
当时我全身不能动，即便呕吐，也只能侧头，最多45度，枕边、被褥、衣裳、身上，全是呕吐物，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一天，几十次。
其实，吐就吐了，最可怕的是，吐会带动胸腔震动，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动，便有可能痛得晕厥过去，别人形容痛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地明白这句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呕吐，我几十次的痛到晕厥。
别人化疗的时候那种五脏六腑的难受我也有，只是，已经不值得一提。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哭。因为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此后六次化疗结束，我回家了。
儿子土豆刚十九个月，他开心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奶奶说，土豆唱支歌给妈妈听吧。
土豆趴在我膝盖上，张嘴居然奶声奶气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话音未落，我泪先流。
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于丹说，一个人的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但心灵应该越来越柔软。
无意之中，我做到了这点。这才发现，这两者是共通的。
13、“为啥是我得癌症”的非学术报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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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开始突击作业，为的是求一个连聪明人都要日日努力，才能期盼到的好结果好成绩。所以每当我埋头苦学的时候，我会下死手地折腾自己，从来不去考虑身体、健康之类的词，我只是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苦不堪言……最高纪录一天看二十一个小时的书，看了两天半去考试。
这还不算，我会时不时找点事给自己，人家考个期货资格，我想考，人家考个CFA，我想考，人家考个律考，我想考……想考是好事，但是每次想了以后就忘记了，买了书报了名，除非别人提醒，我会全然忘记自己曾有这个追求的念头，等到考试还有一两个星期，我才幡然醒悟，又吝啬那些报名费考试费书本费，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拼命。每次拼命每次脱层皮，光头每次看我瘦了，就说，哈哈，你又去考了什么没用的证书？
然而，我不是冯衡（黄蓉的妈，黄老邪的老婆），即便我是冯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到头来冯衡强记一本书都也呕心沥血累死了。何况天资本来就不聪明的我？
我不知道我强记了多少本书，当然开始那些书都比九阴真经要简单，然而长此以往，级别越读越高，那些书对我来说就变得像九阴真经一样难懂。于是我每一轮考试前的两个星期强记下来，都很伤，伤到必定要埋头大睡两三天才能缓过气力。本科时候考试是靠体能，然而到后来考试是拼心血拼精力。
得病后，光头和我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认为我从来做事不细水长流，而惯常的如男人一样大力抡大斧地高强度突击作业，这是伤害我身体免疫机能的首犯。他的比喻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一踩油门就彻天彻夜地疯跑疯开半个月。一年搞个四五次，就是钢筋铁打的汽车，开个二十几年也报废了。
四、环境问题
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过的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能分析：我毕竟是在挪威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待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04年的时候听到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了飞机觉得喉咙痛，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原班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07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犹然在耳。也许，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反向体会。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交流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发烧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光头嘲笑我们，是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是，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