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皇后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亲健在，母亲去世了，儿子只要为母亲服一年孝就行了。（因居丧制度相当复杂，此不宜多用笔墨，仅以文中所涉内容，约而述之）武皇后感到这种制度对女人太不平等，妻为夫、子为父要服“斩衷”三年；而父亲健在，子为母（夫为亡妻）只服“齐衷”一年。（实际上，女子在居丧制度中的受轻视内容很多，此亦不多涉及）因此，武皇后才把其制度改变，让父母既男女平等。不知这内容是否实行，若实行了，那其他还涉及女子的许多内容，是否也改了，乃无据可依。实则，武皇后据此仅表示提高妇女地位。
第十条是说在上元年以前，就是说今年以前已经取得勋官身份的人，不再审查追缴勋官的身份（包括证件）了。这里反映唐初的一个背景：时因征战需要，大量招募军士，按战功得到了勋赏，被称“勋官”。勋官不是职事常官，没有职守，但享朝廷的土地赏赐，称“勋田”。三至五品的勋官可参加职事常官的铨选，合格者可得到实职官位，二品以上的勋官，可享门荫特权。但唐初同时规定：凡战事结束，军人要大批除役归里。因此，对取得勋官资格的要进行特别审查，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的勋官证件，更要严格审核。有问题的有虚假不实的，要取消勋官资格，收回证件。武皇后规定，是在于宽限对勋官的审查，收拢人心。
第十一条规定京官八品以上的官员，普遍增加俸禄。“益廪入”，廪即增益谷仓，意指提高俸禄标准。
第十二条是指那些任职年头很长，有实际才能却官位较低的，可量才进阶。这一条，包括前两条，是武皇后关心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的进阶和待遇，以便努力工作，使国安也得到了可用之才。
武皇后的《建言十二条》突出了强国富民、善用人才、广开言路、团结少数民族、禁止奢浮、提高妇女地位、笼络官员、缓解矛盾等重大方针政策和策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治国纲领。
李治见后非常高兴，史书称“诏书褒美”，并立即执行。
但究竟执行得如何，效果又是怎样，传统史书是不愿记述的，有的史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还往往带有讽刺、贬抑之意味。
武皇后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而且往往大破常规，突显举动。例如：奖励农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最为重要。她就是上元二年（675年）的三月西已日举行了隆重的亲桑和祭祀先蚕的仪式。
祭祀先农和先蚕是我国皇帝制度中的一项礼仪规定。按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礼仪，每年春三月上亥日，皇帝百官祭先农，亲自扶犁耕地，谓之“亲耕”，行“籍田礼”，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同样，皇后也率内外命妇祭先蚕，行“亲蚕礼”。举行这种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大都在都城的近郊，隋唐改在宫苑里进行。都有固定的人员，并设有观台，不过做做样子罢了。但武皇后为号召臣民重视农桑，表示她制定政治的重要，她打破惯例，到洛阳邙山之南以前所未有的隆重规格举办亲蚕仪式，不仅是朝廷内外命妇，百官和各地朝觐使者都要参加。他要通过这个仪式，表示鼓励农桑，发产农业生产的决心。对她的这一活动，《资治通鉴》留有一句记载：“三月，丁已，天后祭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为倡节俭，武皇后把按皇后服饰制度规定的十二道褶的罗裙，下令改为七道褶，并带头捐出自己的脂粉钱救灾。在她的号召和带动下，宫中嫔妃也不再使用高档奢侈品。这种节约所减轻的开支虽然有限，但对勤俭风气的兴起是有作用的。
武皇后更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她要培养出能为自己的新政效力的人才来，而不是扯她后腿、拆她台的那些传统观念浓重的人才。
为此，她自行选拔了一批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等人，到禁宫中从事修撰编书。撰成了《烈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内轨要略》《少阳正传》《孝子传》《乐书》等，累计达千余卷之多。
在修撰过程中，她常把朝中百官的奏表交给他们参看。朝中有了疑难问题，也让他们讨论辨驳。武皇后这么做自然引起朝中大臣们的议论，认为这是分割宰相之权。因为这些人是武皇后自行召集的，他们出入宫廷不经过朝廷的办公地点“南衙”，是由北门出入的，大臣们就不怀好意地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资治通鉴》，卷202，上元元年三月。＇。武皇后不去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他很重视自己的这个举措，也很赏识这些“北门学士”。她认为只有这么培养，才能避免朝中形成官僚集团结构，下层有才学者才能不拘资格被选拔任用。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武皇后是首开殿试者。她曾经让李治亲自参加面试，在九百多举子中一个个笔试，以便发现人才。还把选出的前几名待诏弘文馆，以便选用。议凤元年（676年），武皇后又首开“南选”。唐初，朝廷渐为关陇集团把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重在选拔关陇子弟入仕，从而排斥了南方广大地区的人才。而且，各州县的地方人才，皆由都督府进行选拔。武皇后要打破这一惯例，下令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的清正官员充任使者，由御史监督，到桂、广、交、黔等州选拔。到她执政后，时间缩短，地区范围又扩大到岭南、福建等各地。这就彻底打破了都督选拔地方人才的制度，同时把选人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使各省各地的俊才都有了被选任官的机会。
二十一不肖太子贤谋反，故废之
太子弘死后，天皇、天后于上元二年（675年）六月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是李治的第六个儿子，是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这一年他20岁。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他弘像父亲李治，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皇后。李贤性格刚强猛烈，举止活泼好动，处理果断有胆识，而且不为旧礼所拘。如果走了正道，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贤少年时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喜欢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也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李治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李治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李治问他原因，他回答：“性实爱此。”就是说：“我心性原来就喜爱它”。“贤贤易色”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这个读一句书的小事情，为什么官书竟醒目地都写在《李贤传》的开篇（《旧唐书》也如此）？这么小的事是否就有史料供史撰者引用，这是很难说的。我想，大约是史撰者因李贤的名字，使他们引发了感想，才编出李贤幼年读书的小故事的。
为什么引用或编造这么个小故事写在文字不长的小传里？显然是针对武皇后的。就是说这么一个贤良的太子，竟被武皇后废掉了，可见武皇后为夺取李家天下，该多么不择手段了。让人注意的是，那个李贤读书的小故事强调的是李贤“性实爱此”，《旧唐书》曰：“此言。”就是说李贤的本性就是“贤”，“本性难移”，以后他也没变坏，武皇后说他变得坏了，才废掉他，是武皇后在造谣，故意编造废他的理由。
既然李贤聪明好学，不断加封他的官衔和爵位。永徽六年封潞王；显庆元年授歧州刺史，又加雍州牧、幽州都督；龙逆元年徒封沛王加杨州都督兼左武卫大将军；二年加杨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咸亨三年徒封雍王授凉州大都督，其它封爵、封邑皆如故，实封一千户，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皇后对儿子寄予的期望很大，因二儿子同大儿子不同。武皇后认为二儿子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身体条件也可以承爱重负。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就像如今的大学生实习一样，配备一些好的指导老师，对将来实际工作颇为重要。为监国太子配备师傅自然比大学生实习重要多了，二者天壤云泥。
武皇后和李治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重臣和能臣几乎分了一半为太子监国和属国，或说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深意的，其意再深也很好懂：让这些大臣把洛阳的朝廷和长安的实习朝廷看得一样重要，把李贤看作未来的、甚至不久的皇帝，因为李治的身体已遭透了，谁都能得出离“龙驭上宾”已在旦夕之间了。
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