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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听了母亲的肺腑之言，看着母亲凄怆的哀情，突然升起了那种早已没有了的与生俱来的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他突然跪了下去，突然泪水滂沱。武皇后轻轻地抚摸着儿子，让自己的泪水任意流淌，这是母子间血肉情怀的表露。
李旦开始去寻找母亲的手，武皇后把手交给了李旦。李旦感到这双手是如此柔软，但又感到如此有力。他无比相信这双手，这是一双擎起山河的手、改变世界的手。但同时感到了羞愧，作为儿子，却不能为这双手分担，更不能让这双手只是用来抚摸自己。
李旦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从心底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却不能担起做皇帝的担子，而却要让六十岁的母亲替自己去做，背着罪名替自己去做。但自己又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怨恨自己、讨厌自己都没有用，不行就是不行。那是做皇帝，不是临模王羲之的“一波三折”和“永字八法”那么等闲。
武皇后看着小儿子真挚的表情，突然想起了明崇俨关于李旦有天子之相的预言。李旦绝无天子之才，但他却有做人的真挚。真挚使人明智，人贵有自知之明。李旦有三个哥哥，做皇帝轮不到他，所以他就不寻思做皇帝的事，所以也就没有争皇帝做的野心。于是，他便切实地把握了自己的人生。李弘也没有天子之才，但他去不敢表白，最后硬是让皇帝的头衔压死了、压碎了。李显也无天子之才，但却狂妄自大，刚坐上龙椅就得意忘形了，张扬失态，他虚有太宗其表，最终身败名裂。
李旦怎么样？还是让史家说话吧。史称：“自则天初临朝及**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卷7，《睿宗纪》。＇前文已述，众多人把这段文字理解为睿宗行韬隐，才免遭武后之毒手。实际上为睿宗写纪的史家刘昫已在这段文字的前面表述过了，睿宗李旦只会书法、章句，没有学做皇帝的本领，根本没想做皇帝，后来皇帝的大帽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只能自觉自愿地同他**配合，自己做个傀儡，让她母亲去做皇帝的麻烦事。他落得清闲，仍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没有行韬晦，没有必要，她母亲没有要杀他。她比一个身无束鸡之力的人，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拳师，去威震武林什么的。一把比武刀也扛不动，拳手让位，就没有人再去杀他抢他的位子。还用得着行韬晦吗？
史学家们拿武皇后的四个儿子变着法子整她。武皇后的小儿子平安无事地直活到寿终正寝，人们又说是因为他恭俭退让，就将难免于祸。好像武皇后自己生下儿子，就留着长大后杀着过瘾的，非杀不可的一样。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甲子，武皇太后御武成殿。史书记载：洛阳宫有三个向南的正门，中曰应天门，左曰兴教门，右曰光政门。自光政门向里走，先过广运门，再过明福门。和明福门并列着的是东西的武成门，从武成门进去，一个大殿便是武成殿。这一天，皇帝率领王公以下的百官为武皇后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由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此由武皇后亲自临轩执政，而当今皇帝则居之别殿，不再过问朝政这事。问事地点在乾元殿后面的内朝宫宇紫宸殿，仍以浅紫色的帐慢隔着接见百官。据《唐六典》记载，洛阳宫里没有紫宸殿这个名字，也可能因武皇后因女性临朝，以紫色帐慢为帘，故有其名吧。那一年，武皇后是六十一岁。
武皇后临轩称制后，百官称贺，并争着言“符瑞”，即所谓“瑞禾”、“瑞鸟”、“瑞麟”、“瑞云”等一类吉兆，表示对皇太后的拥戴。嵩阳令樊文又献“瑞石”，武皇后让他把“瑞石”取来在朝堂上让百官观看。尚书左丞冯元常出班奏称：“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这个冯元常就是曾经劝告李治抑损武后的人，他敢于当着百官和临朝武后的面，指责这些祥瑞是谄谀欺骗，说明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武皇后的执政，他向武皇后上奏樊文献假瑞石，实际是指责武皇后欺骗天下人。武皇后很不高兴，就把冯元常调出去做陇州（今陕甘一带）刺史。
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这一年改过三个年号，即嗣圣、文明和光宅，分别代表着中宗继位、睿宗即位和太后临朝。自从武皇后入宫辅佐李治之后，唐廷改用过许多新年号，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个武德年号、太宗只用了一贞观年号，而武皇后先后用过三十多个年号。每发生一件大事，她就改个年号来纪念，的确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旧的传统观念难以约束她。
她亲自临轩执政后，就把大唐的旗帜易为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改八品以下官员旧服青色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从而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相；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依次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改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加一个右肃政台。其余的省、寺、监、率名称，都按各部门的职权令改名称，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书对武皇后的改制成见很深，认为标新立易，乱改一通。而武皇后举例解释说：“御史是分管官吏风气的官职，要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现在国土之大，州县官员之多，很难整治。现在把御史台改为肃政御史台，增设右肃政台，就是用以监督地方官的风纪。而旧御史台不变，专管京中的部门和军队的风纪。”＇《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这说明武皇后的改官员名为的“适事以标名”，而增设官为的是更好的做好国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对她有成见，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临轩，改元光宅时曾写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励精图治的决心。其中有语曰：“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惟欲励精图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文中谨表示她身负先帝的遗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担子挑好，使社稷稳固，让百姓有好光景，以此报答先皇的顾眷和委托。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国家的雄心，而并不见她吞并社稷的野心和害国害民的祸心。
二十五迅速剿灭徐敬业们的叛乱
正当武皇后改元称制，除旧布新，准备为大唐江山的巩固与发展、为黎民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大干一场时，一场由唐朝勋旧大臣的后代发动的叛乱爆发。叛乱距废黜中宗李显、置新群于别殿、宣布临轩执政仅仅半年；距离易帜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几天。对勋旧势力的可能叛变，武皇后是有预料和准备的，但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叛乱发生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如司马光的记述：“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其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水从。”于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并任用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勋臣后代的叛乱。
这个原因并不成为叛乱的原因，这仍然是“顺口而言”，把西汉吕后任用“诸吕”的先例顺手加到了武皇后的头上。试问：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个个全用上，是否就没有人说话了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还用再多说吗？当李世民、李治执政时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为“皇帝”吗？李氏兄弟子侄哪个不是王侯呢？史家们感到完全应该。何况，武皇后当时也都把李氏宗亲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个儿子、太宗的两个儿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枢的显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现任宰相、首辅大臣全部是原来班子余下的老臣或新晋的多姓大臣。任用“诸武”是以后的事，是许多顽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几个侄子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员仍是多姓，始终未出现“诸武用事”的大局（此问题后当论及）。所以，这次叛乱是另有原因的。
具体原因，司马光接着就叙述出来了。而且行文十分简炼，简直数语道破：
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zhu，zh县名，在陕西省——引者）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县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恕望，仍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
有这段文字的记述，这次叛乱的具体原因太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犯罪的官员阴谋报复，所进行的作乱。这些龌龊小人因贪赃、受贿、赌博等原因，被贬了官，便凑到一起，先是发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形势变动进行政治投机，便以匡复庐陵王李哲为旗号，“乃谋作乱”。司马光已经给他们的阴谋活动下了定论：“谋作乱”，即阴谋发动叛乱。看来，正统官史对历史上的叛乱者也是痛恨的。
叛乱祸首是被赠爵为太尉、英国公、扬州大都督的李绩之孙李敬业。
李绩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他是高祖兴唐建国后的三代功臣，也为武皇后能成为皇后立过汗马功劳。武皇后和李治都极为尊重这位国家功勋元老，他死后为之罢朝七日表示全国哀悼。下葬时，武皇后和李治登上未央城楼，望着百官护送下的李绩灵东大声恸哭。由此可见武皇后对李绩的重视与尊敬。
然而，李绩之孙李敬业、李敬猷兄弟荫袭了李绩的高爵却不思进取，只知吃喝玩乐，仍不知足又贪赃枉法，终未逃法网而被贬免。又混淆视听，以前朝功勋之后为号召，打着恢复李唐之旗号，纠集犯官而公然为叛。
这群犯罪官员中魏思温是朝中的监察卸史，因犯法被贬为盩厔尉，再因故又被贬，他是个文人，又有政治头脑，同那几个武夫不同，就成了这次叛乱的“谋主”。
他为这次扬州叛乱想出个毒辣的鬼主意：先让他们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请求出使江都，当时武皇后正令御史到各地监察官员的风纪，一求准奏。薛仲仲璋到达江都后，再由另一个党羽韦超到薛仲璋处告发扬州都督长史陈敬之谋反。这样，薛仲璋便以中央派遣出使御史的身份逮捕陈敬之，如此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军事重镇扬州。
按照这个阴谋行事，果然成功。同年八月，薛仲璋以陈敬之“谋反”，把他逮捕。接着，李敬业自称“奉旨”来担任扬州司马，又假称高州地方酋长冯子猷谋反，太后令他发扬州兵讨伐。遂即打开府库和监狱，把囚犯放出来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