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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到1972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几起严重的污染事件。
于是中国第一届环保会议在1973年召开，由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党、政、军、民、学的万人大会上，把环境保护推向了社会。
同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计委代管。
中国的环保事业就这样艰难地、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像婴儿学步一样，蹒跚上路了。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30年了。
时代呼唤崇高
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
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
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
物细无声了。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
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如今，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污染和环境污染，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持续性不断恶化，对周恩来高尚人格的向往和怀念便被统统激活，对已经觉得陌生的操守、德行和人格的话题便重新被捡起，呼唤崇高回归的声音像骨头梗在喉咙里，太多世俗的思考和对自身行为的思前虑后，使人们暂时还吐不出这块骨头。
面对曾经的周恩来总理的言行和德行，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一些地方首脑，不得不为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的肤浅和矫枉过正感到羞愧，不得不被前总理的良好德行和高尚操守以及他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撼动。使思想卑微行为有失检点的我们，菟丝草一样又在怯生生地试图走近他，缠绕他，仰望他，久久徘徊在他的周围，逗留不去。
但内心的焦虑已经烧烤得人们体无完肤，想要不顾一切狂奔的念头使人们更多地想起了周恩来，对操守、德行、人格回归的呼唤，已如春雨，润物细无声了。
我们试图学习他的伟大和平凡，唤归他的神圣和崇高。
周恩来早在70年代初，就提醒和告诫我们一些领导人和所有的人说：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对我们来说公害是个新课题。工业化一搞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妨设想，假若我们的总理还活着，他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然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能改变斯人已逝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惟一真实的是周总理生前的社会实践和他身体力行的榜样的力量，已经在毛泽东倒立起的那座金字塔的塔尖上，添上了一段操行和德行皆备的人格的塔身。
这段塔身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负责精神与持之以恒一往深情的关爱与呵护。
这是一段造福恒久功德无量的金字塔的不朽的塔身。
它将与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同在。
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
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
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
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
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
我还记得在那个年代里，市、县、乡、镇，几乎都设有废品收购站，上到废铜烂铁牙膏皮，下到干骨头、碎玻璃、烂塑料什么无所不收。
一只牙膏皮可以卖二分钱，一斤废塑料一毛二分钱，一斤五分钱，废金属自然被送进工厂冶炼，其它的废料则变成了再生塑料，再生布，再生纸什么的。
那时，街上根本见不到什么废酒瓶烂报纸塑料袋，任何一可能卖钱的废物都被人们很自然地送进了废品收购站。
那些林林总总的废品收购站体现的就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思想，也体现着中国人勤俭节约持家的好传统和好习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废品收购站从城市悄然消失，代之的是一个一个垃圾点，和一些在垃圾堆上挑挑捡捡的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废物可以卖小钱，什么废物可以卖大钱，所以他们捡废物都是挑挑捡捡的，捡值钱的废物，不值钱的就不捡，不是为了变废为宝，而是为了挣钱。
至于拿废物到什么地方去换钱，绝大部分的城市人是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的，似乎在市面上也追寻不到，城市人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和乱丢废物的习惯，再也没有了破烂换钱变废为宝的意识，人们把许多可以再生的东西都毫不痛惜地随便丢弃掉，这一方面过量的消耗了物质，一方面又严重的污染了环境。
周恩来总理如果泉下有知，知道了现在人们的所做所为，知道了现在的天空和江、河、湖、海被污染成了什么样子，知道那些已经长大的“年轻人”成天都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一定会愤怒难过得什么似的。
当年总理想要逼那些“年轻人”上梁山，那些年轻人当年确实也被总理逼上了梁山，可他们上去就不肯下来，发现“梁山”上十分的美妙，为了长期能待在梁山上，他们沦为一伙打家劫舍为富不仁污染地方为害百姓的人。总理如果活着，就一定会“惟你们是问”，把他们从“梁山”上揪下来，丢进臭浆废水里。
老的“年轻人”目前已经权高位尊，待在梁山不肯下来，新的年轻人觉得冲上梁山做好汉大难，就穿太空服跳霹雳舞，冲着老一辈的好汉们大扭屁股。
从老一辈嘴里道听途说来的周恩来，使这些年轻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点也不饿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吃掉了红卫兵扔掉的半个馒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位上，竟然还穿着打补丁的内衣，操劳主持了几十年的中国家政，却没有为自己多拿哪怕一瓶醋钱！
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那些腐化社会，毒害环境的人，那些为发财而置操守、德行、人格于不顾的人，那些拒绝崇高的渗透，无视良知的呼唤，还在我行我素其奈我何图财害命挣昧心钱的人们，有何颜面继续苟活于这个已经被人为的双重侵害折磨得体无完肤，远不如从前那么光风霁日山青水秀的大千世界上呢？！
有人一边拿着国家的钱、集体的钱，慷慨地腐化着自己、堕落着自己，毒化着社会的风气，一边撒着两片不屑的油嘴说：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辈子连瓶醋钱也没有捞着，瞧他高尚的，都高尚得有些假了！
有人为了杀上梁山当好汉，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挣下买路钱，一边昧着良心污染着环境，一边心虚的安慰自己说：是他自己要被仁义道德招安的，他那种高尚不要也罢，连个儿孙也没有留下！
如果以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污染问题，就教于富有良好操守和高尚德行乃至伟大人格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周恩来总理，他一定会这样认为——当今社会有两大污染问题，一个是贪污腐败的社会污染，一个是生态环境的污染，这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指望着单纯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有意忽略另一个问题的做法，都不能从根本上遏止它们的势头，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惟一正确的方法，舍此恐无它法。中国能否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目前面临着关键一战。
西方有句格言：最容易上瘾的毒品，是金钱。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对“富”有许多种认识，有豪宅大院，人丁兴旺，广置田亩房产，便是富。《说文解字》上对“富”的解释是：备也，厚也。食有三年粮，穿有三年衣，行有香车宝马，内有三妻六妾相待，有丰厚的物质储备，便可以算是富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君子取财有道。致富手段多多，但致富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古人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者，农桑也，末富者，商贾也，奸富者，盗贼也。连司马迁也说：由穷变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如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老实实在土里刨食的农桑者，最为世人所不齿，因其费力而不讨巧，致富太慢太难太累，没得捷径可走。
当今有些想发财想红了眼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死而后已，为发财致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发展一区一地一己的经济，残酷地鱼肉自然，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广进财源，不惜广图世人之财，害大众之命，冒天下之大不匙。
他们使奸耍滑，阳奉阴违，偷排偷放，对抗国家的三申五令，已经沦为古人所不齿的奸富和倚市门者，还自以为得计，以为自己奸富得有本事，倚市门倚得有水平。说他们奸富和倚市门，其卖是抬举了他们，他们鼠偷猫窃、坑蒙拐骗，所作所为，其实连盗贼也不如，连倚市门卖笑的娼妓都不可比。
盗贼只不过是打家劫舍，图有数之钱财，害有限之性命而已。倚市门卖笑的娼妓，出卖的也无非是自己的灵肉，污染和伤害的也不过是她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虽然有伤社会风化，相较前者，危害却也有限。
一位朋友说到这个社会现象，十分有趣，记在这里以博有识者一笑，他认为，现在时的那些娼妓已今非昔比，往往来自偏远地区，有一定文化良知，还懂得从良和见好就收，每每从嗜嫖成性的大款们身上挣够一笔大钱，便会金盆洗手，银盆洗脚，回老家去，或开店铺，或办工厂，自己当起老板，安居乐业，对分流社会财富，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也无形中起到一些作用。
那些对抗国家关停和必须达标排污命令的有关污染企业，明知故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污水偷排偷放，为图天下之财而不惜害大众之命，他们破坏的是人类共同的有限生存空间，污染的是人类共有的每况愈下的自然环境，劫掠的是人类共享的不会再生的地球资源，毁灭的是与人类共存共荣的今天和明天。
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到热豆腐，致富亦然。《樗斋漫录》上有句话，很可以发人深省：欲富者，贫相也，欲贵者，贱相也，急欲富贵者，夭相也！
意思是说，挖空心思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恰恰是终生贫困潦倒之相，削尖脑袋想要变高贵的人，往往正是生世卑微低贱之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想要空手套白狼，获取富贵的人，更是一种不祥之兆，乃是少年早夭，中年暴卒之相。
富润屋，德修身，富而无德者，只润屋不修身，是为浊富。
清人张潮认为：为浊富者不如为清贫。为富不仁的发财致富，图财害命的出人头地，是缺德带冒烟的短期行为，不光会严重损害别人的生存利益，还会祸及自己，殃及子孙，最终受到社会审判和自然规律的惩罚，种瓜得瓜，恶果自食。
如果说环境污染只是诸种物质的错位，那么社会的腐败则可以说是诸种精神的错位，正如一句俗语所一针见血描述的那样——吃什么补什么，你最馋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内最急需补什么——于是我们悲哀而无奈地看到，不是我们想呼唤他，而是因为我们社会和时代的肌体需要它——钙对人的背离结果是让人得软骨病。
面对离我们而去的周恩来，对照他的德行、操守、崇高和神圣，我们不得不为长期缺钙的自己和长时间错位的社会担心，希望日益功利日益世俗的社会，即刻充满一种神圣操守与崇高德行的人格力量，借以卓有成效地遏止对社会浮嚣无理的侵害野心，异常有力地制止对自然贪婪无度的扼杀手段，坚决挥斥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无情揭露披着地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