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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有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与人才制度作为前提。金融的元素是金融资本，但更重要的元素是人力资本，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纽约与伦敦的金融业集中了全世界一大批学历最高、素质最好的专业人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是美国一流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的首选 行业。
与制造业不同，就竞争力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于金融业发展不是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海内外成功上市，其股票甚受市场追捧，但其投资故事亮点里并不包含低廉的员工成本这一条。恰恰相反，投资者担心的是中国银行机构员工数量过于庞大，专业素质普遍不高。换言之，投资者并非只关心银行的绝对成本水平，而是更关注成本与收入比、资产回报率与股本回报率等指标。
鉴于人才对于金融业的重要性，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教育体系发达与否，因而也间接衡量该国教育体系的质量水平之高低。除了高等教育所培养的金融人才数量与质量，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也受金融机构自身人才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制约。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无论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是保险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的比例越高，吸引人才、激励人才、挽留人才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就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中资金融机构的人才制度、薪酬激励政策与内部文化不具吸引力，一流人才就可能流失到外资金融机构。归根结底，金融体系的效率与竞争力取决于优秀人才，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与人才制度。 。 想看书来
金融与现代化（3）
回顾中国近代史，富国强兵，必须有西式银行，而金融业最关键的还是人才。这一点，早在一百余年前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就认识到了。没有一套能真正培养、吸引、挽留和激励世界级顶尖专业人才的机制，这恐怕至今仍是发展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产业的一个根本障碍。
第四，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有效法治环境作为基础。与传统工业或商业活动相比，金融活动更为复杂，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更大，金融交易合同的条款也相应更加繁琐。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必须对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确保金融交易合同的执行）有足够的信心。例如，居民在银行存款是最简单的一项金融交易，但如果银行不能保障存款者资金的安全，并且让存款者无条件按自由意愿取回自己的存款，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就不可能稳定，更谈不上有效率地发展了。如果一项简单的存款合同是如此艰难，那么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交易就更是难以完成。所以，金融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要求很高。
财产权利的保障，交易合同的贯彻遵守，司法程序的公正与效率，破产机制的运作，债权人利益与投资者保护等，这些都是现代金融体系有效运转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良好法治环境的保障，就不可能培育健康的信用文化和股权文化，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也将会遇到巨大的 障碍。
第五，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公平性乃至稳定性，皆要求信息透明，以保证投资者及时获得宏观经济政策、行业趋势、企业经营、技术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与社会动态的相关资讯，以便投资者及时调整资产组合，分散和转移风险。一个国家的会计审计制度越严格，资讯业越发达，信息披露越是完整、准确、及时，该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就越灵敏，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也就越迅速、有效。因此，信息公开、媒体自由、资讯发达，这些也是金融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六，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显然，监管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相对简单，监管一个工业社会更为复杂，而监管一个包括金融高端服务业在内的后工业社会则尤为复杂。实际上，能否有效驾驭一个庞大复杂的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行政监管能力是一项重要的考验。金融活动具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特点，而且个别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很可能通过“金融传染”而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酷似核物理上的“链式反应”，危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健。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对于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
但监管是一项极其复杂困难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监管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完善的制度、先进的科技手段等最佳的要素组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在许多国家，历史一再见证“监管失败”的案例。监管未能有效降低金融不稳定与系统性风险。相反，不少国家的监管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压抑”，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经济体，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干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中国的监管体系（从设计到运行）体现了强烈的“行政色彩”，本质上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非真正的“审慎监督”。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尚未能有效处理好“审慎监督”与“金融创新”的平衡，金融机构开设新业务、推出新产品步履维艰，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设立了过多的樊篱束缚。而且，现行监管体系客观上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道德危害”，背离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自然筛选自然淘汰法则。因此，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成为中国金融下一轮整体改革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以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不断改善，并维持金融体系的系统稳定性。
金融与现代化（4）
第七，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显著地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增长取决于生产率，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成长以后，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力图改变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增长方式，走自主创新、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转型，除了增加教育、科技与研发投资之外，金融体系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期风险投资能够为企业家提供创业资本，资本市场不但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后续股权与债权融资，而且可为创业者提供财富货币化的机制与渠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表明，自由竞争与财富创造是刺激科技发明与高风险创业活动最重要、最持久的诱因。单从教育体系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比较而言，前苏联可以说与美国不相伯仲。但是，以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IT革命、生物制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媒娱乐业等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都是发生在美国而非前苏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资本的募集与高效率的使用，为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发明与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
第八，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密切相连。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条件下能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金融现代化必然伴随金融的国际化。
金融国际化有以下两层具体含义：
其一，金融服务的国界日趋模糊，本国金融机构可以在境内也可以在境外设立，既可以为本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可为外国企业和外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样，外国金融机构也可以在本国境内为他国也可为本国的企业与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公司融资、并购重组、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服务。换言之，当本国金融服务市场是开放的，内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保证本国经济能够享受到全球最先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
其二，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一方面，外国的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在本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短期证券投资以及为本国居民提供信贷；另一方面，本国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走出去”，能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向外国居民提供信贷。也就是说，资本账户已经高度开放，本国货币无论是在贸易项目下还是在资本交易项目下皆可以比较自由地兑换。
显然，金融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本国经济对于金融服务日趋复杂与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金融资产全球风险分散，从而显著提高预期回报率，乃至整体金融市场效率。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开放与竞争的加剧，资本跨境流动波动性的增加，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利率与汇率政策）和审慎监管制度也相应提出了更大的压力与挑战。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发展上也有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德国、日本、意大利与西班牙的金融体系受政府干预管制较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法律缺失，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的不足，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金融业缺少国际竞争力。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国家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主，具有较高的效率、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在外部冲击面前其反应也更为灵敏，调整更为迅速，从而在较长的时期展现了更强的系统稳定性。日本是典型的制造业强国，却是金融服务业的弱国。而美国和英国拥有全球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体系。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金融业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后者仰赖于有效的法治、审慎监管、教育与人才、资讯透明、自由竞争与市场开放等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法律、社会、教育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因素。如果金融体系能够健康地发展，它就能够大大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提高投资效率与生产率，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现代化离不开金融现代化，而金融现代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终极的显著标志。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2007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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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1）
中国银行体系问题的症状
与只有短暂历史、尚不够成熟的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相比，银行部门的信贷规模要大得多，它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要。例如，1998年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是GDP的120％，而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市场上A股和B股的市值总和还不到GDP的25％，见表1。
表1 银行和资本市场（占GDP百分比）
1992（％） 1998（％）
国内信贷
股票市场市值 NA
上海 NA
深圳 NA 10
债券市场市值 NA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EIC
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体系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这四大巨头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截至1999年3月底，国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