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开始着手解决银行坏账问题，但预计不良贷款的最终回收率会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还很薄弱，资本市场也仍然稚嫩。因此，银行体系重组的高额成本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落到政府身上。
由于难以准确估计银行体系不良债权在某一时期的特定比率、峰值、最终回收率以及银行需要注入的资金等，所以，在银行体系改革之初就事先评估其对国家财政状况的长期影响，颇为困难。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4）
另外，中国未来利率走势和GDP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判断分析。利率和GDP增长率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银行体系健康状况的影响，成为内生变量。银行体系的脆弱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和实际利率升高，从而使实际GDP的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愈慢，银行体系重组的代价也将会愈昂贵。
本文对银行体系重组所需付出成本的模拟分析基于三种不同的假设包括（见表4）：可能出现的、最理想的和最差的三种情况。下面分别说明这三种情况会对国家财政状况带来什么影响。
可能出现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40％，贷款回收率为30％，GDP增长率接近于潜在增长率，实际利率渐趋下降。
最差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50％，贷款回收率为15％（接近于广国投破产后的估计资产回收率），GDP增长率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5％），实际利率保持在历史的最高水平上。
最理想的情况 不良债权比例峰值达30％，贷款回收率为50％（达到国际平均水平），GDP增长率接近或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利率快速下降。
表4 对银行业重组成本的估计
不同假设情况
（银行体系注资所需资本，本币计值，10亿） 最理想 可能情况 最差
资本/储备弥补损失
股权（10亿） 661 661 661
贷款损失储备（10亿） 82 82 82
总计（10亿） 743 743 743
备注：贷款损失准备率（％）
备注：贷款储备/总贷款（％）
备注：股权/总贷款（％）
总贷款，毛额（10亿） 9 083 9 083 9 083
X 高峰期不良贷款比率（％） 30 40 50
= 总不良贷款 2 725 3 633 4 542
X 假设的不良贷款损失率（％） 50 70 85
估计的贷款损失（10亿） 1 362 2 543 3 860
1．扣除不良贷款损失后的资本盈余（赤字） （619） （1 800） （3 117）
相当于以10亿美元计值 （） （） （）
资本盈余/赤字占GDP（％） …7 …20 …35
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所需注资 — — —
总贷款，去除贷款损失储备金 9 001 9 001 9 001
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贷款的8％ ） 720 720 720
减：现存的盈余资本 — — —
2．等于：需要的新资本 450 450 450
（本币计值，10亿）
总注资成本（1＋2） 1 069 2 250 3 567
（美元计值，10亿） 43
占GDP比重
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情形下银行体系重组的预计成本。毫无疑问，在最差的情况中，银行体系重组的成本最高。我们的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下，银行体系重组的成本也高达22 500亿人民币或2 720亿美元，占中国1999年名义GDP的。
表5 中国银行重组和公共债务动态变化（假设成本在一年之内出现）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可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2 250
总负债/GDP（％）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2．最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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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5）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3．最坏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3 567
总负债/GDP（％） 7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注：假设在所有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元人民币。
表6 中国的银行重组和公共债务动态变化（假设成本在1999—2008年间均匀分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可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续表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总负债/GDP（％） 4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2．最好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总负债/GDP（％） 2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3．最坏情况
银行重组成本（人民币10亿元）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357
总负债/GDP（％） 3
备注：
实际利率（％）
实际GDP增长（％）
注：假设在所有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1美元兑元人民币。
图4和图5表明，银行体系重组必然会造成中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由于很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从以新生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部门中收税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能通过提高税收来满足银行体系重组计划所需资金，至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这样。因此，我认为，政府只有通过举债融资来支持银行体系的重组。其结果是，在银行体系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会快速增加。总的来看，银行体系问题会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无论是补偿贷款损失还是重新注资，银行体系重组都必将加大政府的预算负担。
图4 可能情况—公共债务动态（成本在一年内分布）
图5 可能情况—公共债务动态（成本在1999—2008年分布）
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的银行问题并不一定会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公债占GDP的比重将会在2002年达到45％，与1998年底的24％相比增加近一倍。在2002年达到峰点之后，政府公债占GDP的比重将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公债的动态变化趋势是政府可以承受的。上述分析显示，中国政府可以，也应该在银行体系重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引发类似俄罗斯和巴 西前不久经历的财政金融危机。这一根本结论与国际上一些学者，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尼克？拉迪（Nicholas Lardy）等对中国所做的悲观预言截然 相反。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6）
中国银行体系问题的根源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
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银行信贷都是按照政府经济计划来分配的，独立而专业的银行信贷决策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不仅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且导致了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里，经济停滞不前。虽然这种信贷体系存续了很多年，但却并没有引发重大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风险，不存在竞争或企业破产，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财务表现对于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变化缺乏敏感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常要制定全国性的信贷计划，即从总体上设置一个信贷额度，根据国家年度投资和生产计划，将信贷分配到部门、地区，甚至是每一家具体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银行仅是政府向预定的项目划拨资金的代理机构，从来不作信贷分析，况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的信贷条件，如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都是由政府制定的。对国有企业来说，他们认为，得到的贷款仅是政府为企业无偿提供的周转资金和固定投资，而根本不认为他们负有向银行还贷的义务。国有企业的运作完全是在“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是由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us Kornai提出的）下进行的，丝毫不存在利润刺激和金融信用约束。
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政府试图通过所谓的“拨改贷”等措施来强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不仅取消了政府财政的直接拨款，而且引入了有息银行贷款。其目的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金融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和信用。但从此以后，国有企业的银行债务迅速增加，债务资产平均比率目前保持在90％的水平上。改革期间，金融杠杆的作用骤然增加，很多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没能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无法实现足够的现金流以偿还他们的银行债务，从而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良债权比例的不断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中央计划经济的作用日趋下降，但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却有所滞后。例如，信贷指标直到1998年1月才正式废除。中国银行体系原本打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按照商业准则进行信贷决策，而不再依赖国家的计划安排。但事实上，中央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依然在信贷分配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银行机构仍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与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似乎没有本质的不同。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省市政府都可以对银行的信贷决策施加重大的影响。所以，银行不得不从事所谓的政策性贷款，既要为亏损的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条件，为政府粮食收购提供资金，还要为国家指定的优先投资项目贷款等。
薄弱的信贷文化
“软预算约束”意味着在贷款合同中，无论合同条款规定得如何明确，它也不具有约束力。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总是期望政府能够免除他们的债务负担，或是在他们无法偿还贷款时伸出援手。况且，贷款者（国有商业银行）和借款者（国有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很难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泾渭分明。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也仅是资金从国有部门的一边转到另一边而已，借款者根本不会重视贷款的偿还问题。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发了所谓的“三角债”。此后，有些国有企业为了逃脱向债权人偿还贷款的义务，竟然主动宣布企业破产。
中国的银行改革：一次新的长征（7）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给银行体系带来了指令性政策贷款以及脆弱的信贷文化，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贷款。此后，中央政府开始试图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区分开来，并于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处理所有与公共政策有关的贷款。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