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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艺术（1）
1956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他的私人医生保罗·怀特将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就总统的身体状况接受质询。那天早晨，几乎整个华盛顿的记者都集结在参议院门口，渴望从保罗·怀特的嘴里探出一丝半点风声。结果，当记者们涌向保罗·怀特的出租车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莱斯顿与怀特一起走了出来。
这是典型的莱斯顿风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盛顿新闻界，他是最耀眼的明星，他似乎永远知道如何接近核心人物，如何将捕风捉影的消息演变成实实在在的大新闻。他精通心理学，在获得一点点消息之后，便会直接打电话给消息来源处，假装知道更多的情况，对方信以为真便开始透露更多信息。
除了敏锐的直觉，莱斯顿深信成为杰出记者的关键是赢得对方的信任。他是典型的《纽约时报》人，严肃却亲切，令人尊敬。在名利场遍布的华盛顿，他告诫自己的年轻下属不要混淆记者与官员之间的界限，努力且一丝不苟地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他自己每次去白宫时，都会带上铅笔和笔记本。于是，在习惯认定新闻记者是“没有教养的低级粗俗之辈”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心目中，气质高雅、认真严肃的莱斯顿是“必须被尊重”的人，所以他们常常希望莱斯顿是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
鲍伯·伍得沃德没有莱斯顿的天才与直觉，但他可能比莱斯顿更加敬业。这个外表诚实、憨厚的小伙子过于沉稳，甚至略显笨拙。在跟踪发生在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的行窃案之前，他一直在为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事件而奔忙。他常常很晚才回到《华盛顿邮报》的办公室，忙上一阵后，再出去溜达一会儿，顺便采访一下夜间建筑工人，因为在深夜只能采访到他们。
在与搭档卡尔·伯恩斯坦漫长而艰辛的追踪“水门事件”的过程中，穿着整齐的伍得沃德的诚恳常常令迟疑的受访问者愿意坐下来谈一谈，在整个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神秘角色的“深喉”似乎也极愿意相信这个耶鲁毕业生。而伯恩斯坦则是一位卓越的幻想者，他大胆地将情节断片拼凑成完整的画面，勇敢非常地给大人物打打电话，甚至激怒他们，然后获得偶尔泄露出的情节。
在已经变成传奇的“水门事件”调查案背后，是大量极其乏味的工作。两个年轻记者常常在拜访的10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两个愿意开口讲话的人。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他们常常是孤军奋战，常常为自己的报道登在不显眼的位置而心生疑虑—“读者会不会忘记他们的调查？”他们是默默无闻之辈，这使得他们的采访不引人注目，也没人与他们争抢，结果他们创造了新闻史上最大的奇迹。
几乎所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告诫后来者，永远不要将自己放在舞台的中央，你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而非一个多嘴多舌、自作聪明的发言者，这样常常招致被采访者的反感。但是，奥利亚纳·法拉奇却固执地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因为她深信规则只为庸常之辈而定，而她也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恰好从事新闻的伟大作家与演员。她的个人魅力除了偶尔碰壁外，几乎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大部分的采访对象。
在20多岁时，年轻却经验丰富、善于驾驭华丽文体的法拉奇被《欧洲人》杂志派往美国采访好莱坞明星。这名佛罗伦萨姑娘几乎立刻以极具个人色彩的报道将自己推到了台前。她本人个性的展示是如此抢眼，以至于报道倒退居到第二位。在回忆中，法拉奇声称，这些聪明的明星们看出她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看出我有天才，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我—奥利亚娜·法拉奇。就这样，他们不仅同意见我，还和我成了朋友。”意大利读者们似乎根本不关心玛丽莲·梦露如何，他们所关心的是令他们骄傲的法拉奇接下来要做什么。
没人能够回避她的魅力，她深信这一点，这不仅因为她的天赋，也同样因为她偏执狂式的工作热情。她总是在说，“我总是冲动地感到必须做点事，仿佛我第二天就要死去。我从来不曾放慢脚步。”在她最富神话色彩的世界政治名人系列采访中，已经不再年轻的法拉奇似乎根本未考虑过危险与困难。她不断地给他们发传真，催促他们接受自己的采访，并且阅读了关于他们的一切资料。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
试图学习法拉奇的年轻记者只会面临失败，因为要么你生来就是法拉奇，要么你永远也成为不了她。法拉奇可以在大声怒斥卡扎菲的同时，依旧将采访进行下去。她有一种来自于一个不可测世界的智慧与魅力，她根本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偏执狂式的精灵。但是，莱斯顿与伍得沃德则是可以学习的。他们的智商的确很高，却不是高不可攀；他们执着却同时保持着理性；他们恪守人类一些基本的尊贵传统—诚恳、孜孜以求、分寸感；他们精通与人相处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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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艺术（2）
如果你认为这两位与你仍旧距离遥远，你可以学习诺曼·皮尔斯汀。这位《华尔街日报》前总编在年轻时不喜欢写作（尽管他创造了《华尔街日报》历史上写作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就设法和当地企业的管理者们搞好关系（他当时是《华尔街日报》驻底特律的记者）。他和他们一起喝啤酒，吃烤肉，胡说八道，他的体重增加了27磅，但是他对业界新闻无所不知。而且，他凑巧还成了艾科卡女儿的法语补习老师，所以艾科卡几乎没法不回答他的问题。
每个记者都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与总统、企业领袖、权威人士平起平坐、自由交谈式的人物，希望自己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接通最核心人物。这可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一点也没有喜剧色彩。首先，你必须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媒体工作。如果你在美国供职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在英国你服务于《金融时报》、《泰晤士报》、BBC，在德国你是《明镜》杂志、《世界报》的高级编辑，那么一般情况下，你的采访对象（只要没到最高级别）会乐于接受你的访问。在肯尼迪时代最重视的声音是《时代》，以至于这位喜欢表现自己的总统在每周都会接见该杂志的记者，并称之为“《时代》时间”。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你就必须让自己更沉稳、更努力、更诚恳，不仅仅只有一点天才，当然还要有运气，碰巧你的长相值得信任，或是声音动听，或是你的家父是位资深人士，都常常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偶然性是不容忽略的……当然，只要你是一名伟大的、不同凡响的天才，其他一切要素就微不足道了，你必然会脱颖而出。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1）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国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直率得令人不适。在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之初，他的快言快语与格林斯潘的含混不清同是华盛顿的一景。他将这种在华盛顿的最后岁月中有所收敛的习惯带到了哈佛。这位哈佛新校长上任6个月内，先是批评了哈佛成绩的高通过率，因为太多的学生得了A（天呐，这可是哈佛）；接着他竟然在自由风气浓重的校园里大谈“爱国”问题；然后他又开罪了美国黑人名教授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系前教授），他批评康奈尔过于随便给学生好成绩，还干了一些严肃教授所不屑的事，比如录制一张说唱乐的CD，总是写那些只被流行的《纽约时报书评》而非严谨的学术刊物评介的著作。
这场不断升级的争吵如今已经进展到“政治正确”、“保守派与自由派”、“多元文化”的高度，而多才多艺的韦斯特教授也要挟转投普林斯顿大学。与此同时，芝加哥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出版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项衰落的研究》。在这部一出版即招致诸多非议的著作中，波斯纳按照名字被引用率（基于报刊与网络）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排名，其中基辛格为第1名，爱尔兰诗人叶芝是第98名……除了排名本身令人惊诧、被人指责为缺乏数据基础外，波斯纳还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在波斯纳眼中，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依靠媒体的知识人，他们依靠读者而生存，因此他们常常会被市场逼迫迅速出版著作，为吸引注意力而妄下定论。相反，学院知识分子则由同行们提供判断标准，他们更注重严谨性与真实性。波斯纳承认，有很多杰出的学院派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罗素、萨特等，但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在专业领域内不再有发展空间，才最终转向公众的。他们所倡导的那一套东西—和平、革命等的确也不需要太多的智力成分，它们更接近常识。
萨默斯校长与波斯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学者不应该热衷于为公众写作，他们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钻研。而现状也的确令人堪忧。在全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似乎正在陷入媒体圈套，他们热衷于接受媒体的访问，喜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公众影响正在取代学术影响而成为更重要的判断标准。简而言之，他们正在从象牙塔中走出而试图进入明星行列。
这场由来已久的争论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于学术本身的追逐还是在于对公众的解释作用，这两者间是否存在优劣之分。很显然，这样区分正像波斯纳教授无聊的比较一样，犯了一个基础错误。判断知识分子杰出与否的标准并非在于他是否身处学院，是为《纽约时报》还是为《美国经济学研究》写作，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创造力。学院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最杰出的人物永远身兼两职。爱因斯坦可以研究相对论，也会发表和平倡议书，爱德蒙·威尔逊一辈子依靠为杂志写作生存，却成为美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莱昂內尔·特里林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在为普通读者推荐书目……
的确，公众知识分子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比如文学与哲学出身的萨特偏爱谈论政治，《纽约时报》的社论编辑常常对相隔万里的主题发表见解，他们被批评为“不够专业”。但正是这种不专业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想像不到今天知识分子的模样。那个老人与铁匠、面包师交流对于世界、生死的看法，他无比自由，却是人类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并一直追问下去。知识体系的庞大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