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尔每周六上午都会听约翰授课，持续了数年）和查尔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等画家的作品。博物馆不仅从埃兹尔和伊利诺的慷慨中受益（他们共捐赠了100万美元，并在大萧条期间为全体员工支付了一段时间的薪水），还从他们的好眼光挑选到的陈列品中获益颇多。在他们捐赠的众多杰作中，有多纳泰罗（Donatello）、柯罗（Corot）、韦罗基奥（Verrocchio）和提香的作品。而福特一家的私人收藏则包含了许多不同时代和风格迥异的作品：凡·高（Van Gogh）、雷诺阿（Renoir）、塞尚（Cezanne）、马蒂斯（Ｍatisse）、提香、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德加（Degas）和约翰·吉尔伯特·斯图亚特（John Gilbert Stuart）。
埃兹尔的品位与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身边的许多人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一位副手说：“他远非凡人。在他雇用里维拉为底特律艺术学院做壁画的时候，里维拉已是华盛顿参议员棒球队的外场投手。他的优雅气质如何而来，真是一个谜。他的父母都是在农场上长大的，即使后来变得富有，也没能改变习惯。埃兹尔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父母羽翼的保护下，可是他却知道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以及如何正确地使用刀叉。而且，他从来不摆架子，也不自命不凡；他总是友善、慷慨又热心。”
壁画创作在墨西哥有着久远的历史，许多像里维拉一样的艺术家们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绘画技法和门派。里维拉的技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风最接近”，斯蒂芬·波普·迪米特洛夫（Stephen Pope Dimitroff）说，他是里维拉的助手之一，负责平整墙面和涂灰泥。他回忆起壁画《底特律工业图》的创作过程：
我们要在现有的墙壁或新建的墙体上涂上三层生石灰，每涂一层都要搁置一个星期，然后再涂下一层。之后，会在第三层上绘出得到出资人认可的草图，里维拉的助手会按比例将草图放大在墙面上。比如，草图的尺寸可能以英寸为单位，而墙体的尺寸则以英尺为单位。墙面被划分成若干个部分，每个区域会标上相应的数字以示区分。之后我们用炭棒描出图形的全貌。
接下来，里维拉站在脚手架上，用与水混合了的红赭色的颜料描绘图形，这也是他对图形进行修改的过程，因为，有时在纸上看着不错的图形画到墙上就不一定合适。里维拉完成后，会选出一块第二天要粉刷的区域，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涂灰泥工作。之后，画家在第五层—最后一层灰泥上进行创作。里维拉坚持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保证壁画的持久性，五层灰泥加在一起，厚度也不会超过
3/4英寸。
“迭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迪米特洛夫说，“有时在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作品看上去已经很完美的时候，他仍会继续精益求精。”1933年
3月13日，在历时7个月18天的艰苦工作后，里维拉宣布工作完成。脚手架被拆除，几天后，埃兹尔正式为《底特律工业图》揭幕。
里维拉的壁画占满了花园的四面墙，结构细致、颜色明亮，直到现在，这也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机器看上去像阿兹特克怪兽，”布洛克说，“他画出了机器和传送带的精神。”
“里维拉成功地表现了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混乱、嘈杂、狂热及其重要意义，”博物馆的常客劳拉·罗斯·阿什利（Laura Rose Ashlee）写道，“各种种族、各种肤色的工人散布在椭圆形的巨大机器间，显得那么矮小，一刻不停、紧张忙碌……门口是几幅小型壁画，壁画中的场景包含某种寓意，象征着土地（汽车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和人之间的关系。许多虚构的人物代表了构成美国劳动力的各个种族。这些画面提醒我们，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要警惕技术可能对人产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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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4）
而批评家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某些艺术学院资助人看来，在这样一家先进的博物馆里表现与工业有关的主题真是令人震惊，也是对艺术的冒犯。地方官员和教会成员则对画面所呈现出的反宗教和反资本主义主题感到震惊。还有些人认为其中的裸体工人画具有色情意味。“里维拉先生跟他的资本家老板埃兹尔·福特先生开了个大玩笑。”马里格罗夫学院院长做出如此评价。一位市议会议员称壁画是“完全忽视了底特律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滑稽漫画”。壁画受到许多人的联合抵制，有些人还要求将壁画粉刷遮盖起来。不过，据布洛克说，尽管群情激昂，他们的资助人还是“勇敢地”挺过了这场风暴。
这一次，埃兹尔拒绝接受人们的威胁与恐吓。“我欣赏里维拉先生的艺术精神，”他说，“我相信，他努力表达的正是他对底特律精神的理解。”埃兹尔还为参观者们安排了课程，教导他们正确理解里维拉的作品，不久，反对之声近乎销声匿迹。
而曾声称“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作品，我也不会为此付出5美分”的亨利虽然一直对博物馆内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有一天却出于好奇，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们的争论。里维拉在底特律期间遇见过几次亨利，他很喜欢这位汽车大亨。他们聊起里维拉的苏联之行，他在那儿看到许多亨利的仰慕者把他的画像挂在墙上。
亨利仔细地观看了壁画，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并不是为里维拉所要表现的艺术精神，而是被画作的细致程度所打动。哈罗德·威尔斯也做不到更好了。这个叫里维拉的家伙，亨利告诉埃兹尔：“在几英尺内把至少发生在两英里范围内的事件还原得如此真切，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精确。真是妙极了！”
十七 与品位有关（1）
埃兹尔在工业界一直不温不火，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他那强势的父亲要为此负上大部分责任，但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可能这世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埃兹尔那样如此深爱、尊敬和崇拜自己的父亲，因此他选择了默默无闻、退居二线。然而，埃兹尔也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对他来说，顺从父亲不是缺点。他有许多机会慢慢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直到有一天，他能够独自掌管福特帝国的帅印。在福特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中，大家一致认为，关于公司的未来，话语权在埃兹尔那儿。
—《底特律周末晚报》（1936年）
在埃兹尔勇敢地公开支持迭戈·里维拉在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的壁画时，他也在逐渐从使他担忧害怕的财务危机中解脱出来。埃兹尔和格罗斯波因特的几个朋友一起—主要是欧内斯特·坎茨勒，成为保卫集团（Guardian Group）的董事和大股东。保卫集团是由一些银行和信用公司组成的辛迪加联合体，环球信用公司也是其中一员。1928年，坎茨勒带头创立环球信用公司，主要为A型车的购买者提供分期付款。环球信用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纳了超过40万份贷款，这也使保卫集团成为最大的金融辛迪加。富有且对未来充满自信的保卫集团在格里斯沃德大街建起保卫大厦—这是一幢华而不实的30层建筑，从中能看出它的所有者对未来的更高期许。
“埃兹尔·福特加入保卫集团，象征着一种自由，”罗伯特·莱西这样写道；“这是他独立做生意的一种尝试，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同时也是他对父亲权威的一种挑战。埃兹尔公开支持胆敢质疑汽车大王意见的欧内斯特·坎茨勒，而且，他成为保卫集团董事，也表明了他对父亲观点的否认。谁都知道，老福特对银行家、借贷者以及金融投机者的态度。”
在高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保卫集团对外大举借债进行扩张和投资。然而，就在保卫大厦落成后几个月，华尔街发生大崩盘，而保卫集团的现金流也很快枯竭。几乎没有新的贷款业务，而原有贷款者偿还贷款的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拖欠。突然之间，保卫集团很难应付高额负债。1929年秋，为了哄抬集团的股票价格—几周内它就下跌了80％以上，埃兹尔和其他董事一致同意购入60 000股股票，并会一直持有到经济复苏。而各成员公司的低级员工也被鼓励进行投资。保卫集团旗下的银行借给自己的股东和员工数百万美元购买本集团的股票，许多人用以借贷的抵押品实际上一文不值。
随着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埃兹尔向集团内投入大量资金，期盼股价上升。1930～1931年间，他私人借给联合监管信托公司600万美元，之后又用价值500万美元的福特汽车公司债券为一笔贷款提供担保。1932年，他又安排父亲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笔350万美元的贷款。与此同时，新闻媒体每天都在大肆报道银行倒闭、储户破产的悲惨故事。而查尔斯·柯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则在广播里对“罪恶的银行家”大肆抱怨，使得公众失去了信心。恐慌的人们涌入银行，注销账户，把存款拿回家，自己保管。储户的大量提现使各家本就危机重重的银行更是雪上加霜。
1933年1月，保卫集团向重建金融公司申请5000万美元贷款，以保证信托公司的偿付能力。而这家联邦机构此前已借给保卫集团1500万美元，此时只同意再借出3700万美元，它要求埃兹尔和其他大股东自己解决1300万美元的缺口。就在形势慢慢好转的时候，一个老对手又抛出一颗“地雷”。詹姆斯·考森斯宣称保卫集团是“福特先生的孩子”，他坚决反对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福特系”银行。
亨利有3200万美元现金存在保卫集团内的国民保卫银行里，毕竟，尽管他不相信银行，但他总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塞到床垫下去。因此，既然要存入银行，那为什么不存入他儿子参与投资的银行里呢？他在几家银行共存有数千万美元。但是，现参议员、参议院附属委员会主席的考森斯建议对银行业的不正常现象进行调查这一事实使得老福特开始重视愈演愈烈的银行家危机。他先从欧内斯特·利伯德那里了解到埃兹尔的艰难境地，之前有一天，痛苦绝望的埃兹尔泪流满面地走进利伯德的办公室，这使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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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与品位有关（2）
“看吧，我现在一无所有了，”埃兹尔告诉利伯德，“大陆银行向我讨要500万美元，我什么都没有了。”
利伯德把当时的情景描述给亨利，这位八汽缸之父忍不住责备了一句：“你没有看好你的儿子！”
福特经过仔细思考，又来找利伯德。
“放手去做，”他说，“把这件事解决掉。”之后，来自福特基金的数百万美元转入埃兹尔的私人账户。
不过，坎茨勒和其他人则只能靠自己了。当即将卸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派高级官员代表到美景园游说福特拿出更多的钱支持重建金融公司时，亨利拒绝了。代表警告他说，如果保卫集团崩溃，可能会搞垮整个州的银行体系，福特大怒，“让它们倒闭吧！让它们破产吧！起初我也是一无所有，我完全靠自己才有了今天。让它们也照做吧！如果我会因此一无所有，我会从头再来。”
银行家和工业大亨们在保卫大厦的顶楼开了三天会，却没达成任何协议。1933年2月14日上午，地方长官威廉·康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