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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当时幅员广阔，西方历史所罕见，当然比汉帝国版图还是比不过的，面对罗马帝国如此庞大的疆域和统一啊，吉本对其有一段感叹，呵呵，共勉一下：
现代的一位暴君，尽管在自己的思想中和在人民群众中听不到反对他的呼声，但看一看别的国君的作为、对马上遭到指责的戒心，同盟国的劝导和对敌人的恐惧，都使他不能不稍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在逃出他的狭窄的国土之后，将很容易在一片更安适的土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重新聚集一笔财富，获得发泄自己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进行报复的手段。但罗马帝国的领土却遍布全球，只有这帝国完全在一个人的掌握中，那整个世界便成了他可以禁锢他仇家的万无一失的监狱……反抗只能招致死亡，逃跑根本不可能。他的四周无不处在大片海洋和荒野的包围之中，他绝无可能超越过去而不被发现，并被抓住送还给他的更被激怒的主人。在他囚禁地区的边界之外，他不论如何搜寻，所能看到的也只有海洋、无法生存的荒野、怀有敌意的野蛮人部落和一些独立国土的首领，他们只会十分乐意牺牲一个可厌的逃犯以换取罗马帝国的保护。“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把这段话中的“罗马帝国”替换成“汉帝国”之后，有什么感觉？身处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下，有些东西必然承受。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呵呵，在巨大的统一场下，异议就是异数，多元化是必然的被打击对象。
汉代的两起经济大案（1）
小偷偷了局长，局长连案子都不敢报，因为这钱来的不正啊，呵呵，这种段子近几年频频流传。《汉书》里有两起经济大案，和这个段子都真是有得一比。
大侠弄垮丞相世家
公孙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重臣，曾经高居丞相之位。其子公孙敬声掌控太仆，父子俩都是公卿，高官。
高官就有高官的脾气了，公孙敬声骄奢不法，后来因为擅自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被逮捕下狱了。
儿子有难，老子自然着急，刚好这时候，汉武帝急着要逮捕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人，此人是京城大侠，追捕难度很大啊。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
公孙贺为了把贪污犯儿子捞出来，费尽心思逮住了朱安世。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他的命来换出自己的儿子，就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一代大侠朱安世，怎么肯就这样背人拉去垫背呢，他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
于是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经有司案验，“穷治所犯”，最后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死于监狱之中，全家灭门。
拿大侠垫背，捞身为贪污犯的儿子，结果有被人整出了新案情，不但儿子没捞出来，还把全家都赔进去了。
奸商斗死酷吏
汉昭帝时，茂陵有几大富户，焦氏、贾氏，有一天，这几家人突然花几千万钱巨额资金，大量的收购、垄断了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并蓄积起来。
没过几天，汉昭帝突然死去了，因为汉昭帝年纪轻轻就忽然去世了，所以皇室事先并没有预备好修造陵墓的物资。皇室要想把这场葬礼办下来，只好到焦家、贾家那里高价去买。
看到这，着实得佩服焦、贾家的前瞻性，这帮家伙怎么就得到消息，怎么就算到要有一场大葬礼要举行了呢？真是服。
当时，大臣田延年是主管财政的，他不但不肯花钱从商人手里购买，反而向皇帝上奏，说“焦氏贾氏等商人蓄积建陵物资，盼其急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当为，应该全部没收”。继任的汉宣帝同意了，这肯定同意啊，什么商人啊，莫名其妙的突然囤积葬礼用品，盼皇族死人了，靠这个赚钱，其心可诛，那皇帝能不恨吗？
这一没收，焦氏贾氏等商人，赔了个血本无归。
但焦氏贾氏这些富户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吃亏之后，恨死田延年了，出钱让人调查田延年的罪行，要伺机报复，出钱让人寻找罪名，要搞倒田延年。
很快，机会就出现了，报复田延年的时机到了。
为了替汉昭帝修建陵墓，要用大量的沙土，运输沙土，又需要大量租用民间的牛车。拉一车沙土，汉政府要付给百姓一千钱的租金。田延年在这里面玩花帐、报虚账，拉一车沙土按两千钱的价格报销的。前后共拉了三万车沙土，在大司农府报销了六千万，其中三千万，就这样装进了田延年自己的口袋。
焦贾两家富商，花了许多钱，终于掌握了田延年贪污的真凭实据，便上书告发。汉宣帝下诏，命丞相调查这宗贪污大案。过了几天，丞相下了逮捕令，田延年在家里听见外头警察的鼓声（类似于现代的警笛），就自刎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汉代的两起经济大案（2）
看看汉代的这两起经济大案，想想现在流行的段子，古今有时候好像毫无距离，虽隔两千年，大家都是一个心思，都是一般肮脏，外面道貌岸然，私底下，一查全完蛋。真幽默。
最后形而上学的拔高一下，怎么这监管机制还是不完善啊，大侠、奸商不闹的话，这些贪官不就都滑过去了！监管机制要加强啊！要加强啊，虽然已经加强快两千年了！呵呵。
西汉长安外贸杀人事件
汉代的外贸生意那也是非常火的，地球人都知道——丝绸之路嘛。
其实不光是丝路，边境上的士兵也是边境贸易的一个主要参与群体，从现在发现的一些汉简上看，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士兵你卖给我丝绸、我卖给谷子的记录，有的士兵还把家里人都拉来做生意，“军市”、“私市”搞的不亦乐乎，类似词汇经常出现在居延汉简中。这些士兵不但买卖丝绸、粮食这些合法的物资，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有的士兵还玩走私，给境外分子们卖铁器，哈哈，这在当时属于政府明令的管制商品啊，典型的“军火范畴”的。现实总是很精彩的。
这种贸易氛围是非常浓厚的，连匈奴人也深深的陶醉在这种贸易的利益之中，匈奴人经商氛围大大增加，按记载，匈奴单于因税务问题，有一次派使者去谴责乌桓，结果“匈奴人民妇女欲贩者皆随往焉”，好嘛，一个外交使团带了一群商贩随行，呵呵，由此就可见这种贸易氛围有多浓厚。
不过贸易往来活跃的同时，一些贸易法规也越来越严密。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就纷纷制订法律，禁止铁器、农具、牛、羊、马出口，就算这些牲畜出口，也只能卖给外国人公马，母马不准卖！有些法规还是很严厉的。
汉武帝时，匈奴单于进京访问，带了大量的随从，这些随从直接就在长安大街上摆摊做起生意来了，自然很多中国人也就和这些匈奴人做起生意来了，最后主管部门一核查，有五百多中国人都把违禁商品卖给了匈奴人，对这些人按律当斩。在这些人的生死关口，汉武帝手下的名臣汲黯进言：这些老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买卖个东西，还要遵守外贸法则啊，为了这种条款一次杀掉五百人，太多份了！就靠汲黯的一席话，活命五百啊。
但由此案例也可以看见，汉代外贸的活跃程度以及管制之严厉。
当时汉帝国不光和匈奴、西域外贸往来频繁，和西南诸国也是贸易不断，在玉门关遗址的一个烽火台中曾经发现了带有婆罗谜文字的丝绸残片，这是中印贸易的直接证据啊。和海外生意也是频频，番禺（今广州）、合浦都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那商人的生意直接做到日南、爪哇、罗马了，《汉书》记载当时汉帝国海上贸易繁荣，和“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干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都有贸易往来，但汉书里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是现在的什么地，专家们还在争议讨论中呢。
汉代富人的困惑——家在何方？
如果在汉代做富人，你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家在何方？
西汉的二百来年间，随便翻翻《汉书》就可以看见十来次、在政府指引下的富人集体大搬迁。
刘邦那就不说了，天下平定后，向都城引进点人口是应有之义；
汉惠帝时曾经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的人口入长安，两次合计迁徙了三十来万人；
汉武帝时，两次把郡国豪杰以及资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迁徙到了茂陵、云陵；
汉昭帝时，则募民迁徙云陵，这次好一点，是募集，不是强迫迁徙，随后有迁三辅富人到云陵；
汉宣帝时，又迁郡国吏民资产百万以上者到平陵、杜陵；
汉成帝时，又迁郡国豪杰和资产在五百万以上者到昌陵……
土是王土，臣是王臣，王让你迁一迁，没问题吧？呵呵
只可惜这个生意还是要讲究地利、人脉的，过个几十年，全国富人就要来一次半强迫性质的举国大搬迁，虽然都搬到了一起，或许能够发回聚集效应、能建设几个总部基地，但每次搬迁，就意味着原有的营销体系、人脉都要推倒重来了，这在汉代那种人流、信息流条件下，对一个企业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别说那时候，就是搁在现在，你把上海的富豪硬搬到北京来，他那生意也未必能继续做的那样好了。
家在何方？业在何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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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1）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