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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多了几个人，爸爸说：这些是你们的姑妈，艾米莉，诺拉，麦琪，薇拉。你们的艾娃姑妈住在巴利米纳镇，她的孩子跟你们差不多大。我的姑妈们不像莱博威茨太太和敏妮。麦克阿多利，她们不苟言笑，只是点头，并不拥抱我们。妈妈带着双胞胎走了进来，爸爸向他的姐妹们介绍：这是安琪拉，这两个是双胞胎。她们仍然只是点头。
奶奶进了厨房，不久我们就吃起了面包、香肠，喝起了茶。餐桌上只有一个人在说话，那就是小马拉奇。他用勺子指着姑妈们，问她们的名字。妈妈叫他吃他的香肠，不要说话，他的眼睛里顿时充满泪水。诺拉姑妈上前安慰他：好啦，好啦。我不明白，为什么小马拉奇哭时，每个人都说“好啦，好啦”。我想知道“好啦，好啦”究竟是什么意思。餐桌上很安静，最后爸爸打破了沉默：美国的情况太糟了。奶奶说：啊，是呀，我在报上都看到了。不过，他们说罗斯福先生是个好人，要是你待下去，现在会找到工作的。
爸爸摇了摇头，奶奶又说：我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马拉奇，这里的情况比美国还糟。这里找不到工作，而且天知道，我们这幢房子里没有能住下六个人的房间。
爸爸说：我想我可以在农场找到活儿干，我们可以找一个小地方住。
这段时间你们住在哪里呢？奶奶问，你怎么养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啊，我想，我可以去领失业救济金。
你不能刚从美国回来，就去领失业救济金，爷爷说，他们得让你等上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呢？
爸爸什么也没说，妈妈则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的墙壁。
你们最好去爱尔兰自由邦，奶奶说，都柏林很大，那里或附近的农场一定有工作。
你也有权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得到钱，爷爷说，你为他们效过力，而且他们一直给自由邦的男人发钱。你可以去都柏林寻求帮助。我们可以借给你钱，买去都柏林的车票，双胞胎可以坐在你的腿上，他们不必买票。
爸爸说：啊，是的。妈妈瞪着墙壁，泪光闪烁。
吃完饭，我们回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大人们在一旁坐着，神情悲哀。不一会儿，一个人开着汽车来了，把我们带回寄存行李的那家商店。他们把行李箱抬到大巴顶上，我们钻进了车厢。爸爸说我们要去都柏林。小马拉奇问：都柏林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理睬他。爸爸抱着尤金，妈妈抱着奥里弗。爸爸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告诉我这是库胡林喜欢散步的地方。我问他库胡林是在哪儿把球打进狗嘴巴的，他回答说在几英里外的地方。
小马拉奇说：快看，快看。我们都向外看去，那是好大一片银色的水面。爸爸说那就是内伊湖，爱尔兰最大的湖泊，库胡林进行伟大的战斗后，常常到这里来游泳。打仗后，库胡林的身体总会特别热，当他跳进内伊湖，湖水就会沸腾起来，让周围的乡村暖上好几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这儿，像库胡林那样游泳。我们还会来钓鳗鱼，用平底锅煎鱼吃，这可不像库胡林，他总是从湖里捉鳗鱼，趁它们还活蹦乱跳就生吞掉，因为生鳗是大补的东西。
真的吗，爸爸？
真的。
妈妈没有看车窗外的内伊湖，她的脸紧贴在奥里弗的头上，眼睛盯着车厢里的地板。
大巴很快驶到一个到处是大房子、汽车和马车的地方，那里有人骑着自行车，但更多的人步行着。小马拉奇非常激动：爸爸，爸爸，广场在哪儿？秋千呢？我想见弗雷迪。莱博威茨。
啊，儿子，你现在是在都柏林，离克拉森大街远着呢。你是在爱尔兰，到纽约有很长的路哪。
大巴进了站，行李箱被抬了下来，扔在汽车站的地上。爸爸让妈妈坐在车站的长凳上，他要去一个叫泰伦纽尔的地方，见见爱尔兰共和军的人。他说车站里有厕所，可以让孩子们去，他要不了多久就回来，等他回来就有钱了，我们也就有吃的了。他要我和他一块去。妈妈说：不行，我需要他帮忙。但爸爸说：我需要有人帮我拿那些钱。她听了大笑起来，说：好吧，跟你的老爸去吧。
“你的老爸”，这意味着她心情不错，要是她说“你的父亲”，那就意味着她心情不佳。
爸爸拽着我的手，我一路小跑着跟在他旁边。他走路很快，到泰伦纽尔的路又很远，我盼着他能停下来，抱起我，就像他在图姆镇抱着双胞胎那样。可是，他大步地走着，除了问问路，一言不发。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已经到了泰伦纽尔，现在得去找爱尔兰共和军的查尔斯。海加蒂先生。一个戴着粉色眼罩的人告诉我们，我们走对了，查尔斯。海加蒂就住在这条街道上的十四号，这个该死的。那个人对爸爸说：我看得出，你是为他效过力的人。爸爸说：啊，我是出过力的。那个人又说：我也出过力，但除了丢掉一只眼睛，得到一笔连一只金丝雀都喂不饱的抚恤金外，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但爱尔兰自由了，爸爸说，这可是件最伟大的事情。
自由？狗屁，那个人说，还不如让英国人统治呢。但不管怎样，祝你好运吧，先生，我知道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一个女人打开了十四号的房门。她说，恐怕海加蒂先生很忙。爸爸告诉她，他可是和年幼的儿子从都柏林中部一路走过来的，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还在车站等着他哩，假如海加蒂先生真这么忙的话，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他。
那个女人马上就回来了，说海加蒂先生腾出了一点时间，你们这边请。海加蒂先生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身旁的炉火烧得正旺。他问：你来找我干什么？爸爸站在写字台前，说：我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刚从美国回来，我们一无所有。战乱期间我为飞行纵队打过仗，希望你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我一把。
海加蒂先生翻着写字台上的一个大本子，查找爸爸的名字。他摇了摇头：没有，这里没有你的服役记录。
爸爸开始长篇大论。他告诉海加蒂先生他是怎么打的仗，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由于脑袋遭到悬赏，他又是怎么被迫偷偷溜出爱尔兰，以及他是如何培养儿子们的爱国心的。
海加蒂先生说他很抱歉，但他不能给每个声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效过力的人都发钱。爸爸对我说：记住，弗兰西斯，这就是新爱尔兰，小人当道。这就是人们为之去死的爱尔兰。
海加蒂先生说，他将调查爸爸的请求，确保让他知道调查的结果。他将给我们路费，让我们坐上返城的汽车。爸爸看着海加蒂先生手里的硬币，说：你可以再加一点，让它够买一杯啤酒吗？
噢，你想要的是酒，对吗？
一杯啤酒算不上酒。
就因为想喝一杯啤酒，你要步行好几英里回去，也让这个男孩跟着走回去，不是吗？
走路死不了人。
滚！海加蒂先生说，不然，我就叫警卫了，而且你可以确信，你再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消息了。我们不供养喝黑啤酒的人。
夜幕笼罩了都柏林的街道。孩子在街灯下嬉笑玩耍，母亲站在门口呼唤着他们。一路上，饭菜的香味向我们袭来，透过窗户，我们看见人们围坐在桌旁，美美地吃着。我又累又饿，想让爸爸抱抱我，但我知道，在他绷着脸的时候，求他是没有用的。我让他拽着我的手，小跑着跟上他的脚步，一直跑到汽车站，妈妈和弟弟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妈妈和三个弟弟都已经在长凳上睡着了。当爸爸告诉她没要到钱时，她摇着头哭了起来：啊，天呀，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个穿蓝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太太？爸爸告诉他，我们被困在汽车站了，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孩子们都饿了。那个男人说他现在就要下班了，可以带我们去警局，反正他也得去那里报到，可以看看他们能为我们做点什么。
穿蓝制服的男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叫他警卫，这就是爱尔兰人对警察的称呼。他问我们在美国怎么称呼警察，小马拉奇回答说，条子。那个警卫拍拍他的头，说他是个机灵的小美国佬。
在警局，一个警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但他很抱歉，只能让我们睡地板。那天是星期四，单人囚室里住满了喝光救济金还不愿离开酒吧的男人。
那个警卫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甜茶和涂着好多黄油果酱的厚面包片。我们高兴极了，在警局里跑来跑去地嬉闹着。那个警卫说我们是一大帮小美国佬，他们要送我们回家。但我说不，小马拉奇说不，双胞胎也说不、不，所有的警卫都笑了。囚室里的男人们伸出手来，拍着我们的头，他们身上的那股味道，跟爸爸唱着“凯文。巴里和罗迪。迈克考雷从容赴死”回家时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那些男人说：天啊，听听他们说话，那声音就像大牌电影明星，你们是从天上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囚室另一头的女人们对小马拉奇说，他很招人喜欢，说双胞胎很让人怜爱。一个女人对我说：过来，亲爱的，你想吃糖吗？我点点头。她说：好吧，把手伸出来。她从嘴里掏出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放到我的手上。拿去吧，她说，一块好吃的黄油硬糖，搁进嘴里。我不想放进嘴里，因为她的嘴巴把它弄得又黏又湿。可是我不知道，当囚室里的女人给你黏糊糊的黄油硬糖时，你该怎么做。我正想把它放进嘴里，一个警卫走了过来，抢下那块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你这个醉醺醺的婊子，别招惹这孩子。所有的女人都笑了。
警官给母亲一条毯子，她躺在一条长凳上睡了。爸爸背靠墙坐着，在帽檐下睁着眼睛，抽着警卫们递给他的香烟。把黄油硬糖扔给那个女人的警卫说自己是北方巴利米纳镇人，他同爸爸谈起了那个地方，谈起他们认识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像卡申达尔镇和图姆镇这些地方的人。那个警官说等将来拿到退休金，他就去内伊湖居住，每天钓鱼打发日子。鳗鱼，他说，鳗鱼多得是。耶稣，我就喜欢吃油煎的鳗鱼。我问爸爸：这是库胡林吗？那个警卫笑得脸都涨红了：啊，圣母，你听说过这个？这个小家伙想知道我是不是库胡林，一个小美国佬竟然知道库胡林的底细。
爸爸说：不是，他不是库胡林，可他是个要在内伊湖边钓鱼打发日子的好人。
爸爸晃醒我：起来，弗兰西斯，起来。警局里一片嘈杂，一个男孩一边拖着地，一边唱着歌：
谁都明白我为何想要你的吻，
非要不可，这就是原因，
如果非要不可，你这样的人，
可会爱上我，可会爱上我？
我告诉他那是我母亲的歌，他不准再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