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一个国家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其货币保障力多强，其货币可投放量有多大，都将会面临一个有限的高度；况且，这种货币上的资本化，对于民生尽管有帮助作用，却并不会实现“藏富于民”的目标。因此，在实现“国富”的终极目标过程中，资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让民众实现富裕，就必须用更先进的金融技术，将蕴含于民间的财富调动出来，实现增值。
这种技术上的操作，看似仅仅停留在金融层面之上，实际上，对于像国家这种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决定其是否能够持久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先进的金融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继续我们的探讨。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1）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遵循着由盛到衰的规律，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发展之后达到全盛时期，随后逐渐没落，最终转向衰亡，无论汉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的所知再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封建王朝的财政状况，也完全符合这样一条“上凸型”曲线，在王朝建立之初，财政上总不免捉襟见肘，随后经过积聚期而实现国库丰盈，随后则进入衰减期，开始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日益吃紧的财政危机表现为巨额赤字，最终使国家的财政系统崩溃，王朝也随之覆灭。
通过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常识，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国家统治阶层的*——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以励精图治为最大目标，自然无法容忍政权内部所存在的*现象。
以明王朝为例，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便亲自下令制定了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其中明确记录了关于官员贪污案例的处决结果，随之阐述了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以便令官员读之后自律，民众读后自发检举*。
然而，即使是像明王朝这样下了如此大决心，如此大力气，如此精确的措施，威力如此猛烈，也始终无法根除政权内部所出现的*现象，以至于朱元璋在死的时候咬牙切齿，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慨。那么，像其他王朝就更不用提了，随着它们政权专制程度逐渐增大，其内部成员的权力也越来越缺乏约束，贪官之多，就连“野草”都难以形容了。
诚然，权力失控所带来的*现象，的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带来了覆亡的制度性因素，然而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必然会得到全新的结论。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无论多么庞大，其基本构架仍然不能摆脱“收”与“支”这两大部分，所谓的收，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赋、工商各税、户税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入手的财富；反过来，所谓的支，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费用、战争费用、政府及皇室开支、公共事业建设等领域，简单说就是出手的财富。
入多出少，政府的财政就有富余，入少出多，政府的财政就要出现赤字，难免捉襟见肘，所以无论是哪一朝代的国家管理者，都希望政府的财政状况呈现出前一种形态，尽量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现。
不过，事情并不能总是尽如人愿，每年的收入总是会遵循一个定额，大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线上，而需要支出的财富却存在着许多不可预计的因素，比如地震、洪水、旱情等天灾、叛乱、起义、外敌入侵等人祸、这些无一不会导致政府当年的财政支出呈现激增的态势，财政状况就难免拆东墙补西墙，就难免要节衣缩食，甚至于干脆寅吃卯粮，选择透支税收的方法度过难关。
为了应对这样的状况，为了规避财政上可能出现的危机，历代王朝的主政者莫不想方设法，以种种方略来为未来做铺垫，而将这些方略归结起来，无外乎“开源”、“节流”两大分支而已。
所谓的“开源”，意指扩大财政收入，在这方面，封建王朝最常用的手法无外乎加大税赋额度，新增税赋名目等等，在这件事情上，皇权总是会与官僚体系取得一致认识，而当这两种本来相互制约的权力合为一股时，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增加税收也就不再困难。。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2）
不过尽管如此，却不代表税赋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否则也就不存在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了。原因就在于尽管增税的权力虽然没有限制，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以无限的权力来对有限的承受力进行要求，其结果必定是使广大民众难于承受，最终激发广泛的反抗情绪，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正因为如此，比起前一种方法，封建王朝更乐于采用的方法是“节流”。
所谓“节流”，顾名思义，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省钱”，就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就是杜绝一切浪费，无外乎集中在一个省字上。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除了“省钱”之外，节流还存在着另一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存钱”；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规模大小，时间长短，无不有着“存钱”的传统——只要情况允许，只要财政上出现结余，国家管理者就会选择将这些剩下的财富储存起来，而“藩库”、“太仓”等机构，正是为国家储备财富的所在。
说了如此之多，那么究竟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呢？
答案是全部否定，如果这些方法确实有效的话，财政危机便不会出现，那些封建王朝也同样不会覆亡，实际上，无论是两种方法中的何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吃紧的状况。
那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货币上做文章，即选择大肆发行货币，发行大额货币，降低货币含金量、发行劣币等等，通过货币作为媒介，从民众的手中掠夺财富。然而，这样的方法尽管会在一时之间迅速聚敛财富，却会产生一个随之而来的效果——货币购买力下降，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则更会导致大规模民变的发生。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仍然要算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
我们知道，明朝在进入末期之后，在北部边境要面对蒙古部落的持续骚扰，东北部则要面对新兴女真部族的强力挑战，而在万历年间所发生的援朝战争，以及东部沿海持续不断的倭寇祸乱，更是加剧了其实力的消耗，最终使得明朝在面对大规模民变的时候，终于无力*以至于覆亡。
正因为如此，军事上的失败，被认定为是明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几十年来的史学界研究中，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定论。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败仅仅是表象，而蕴含在这个庞大机体内部的财政危机，才是导致整个巨人倒下的毒瘤。
根据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军事上危机重重不可怕，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既要应对匈奴人，又要腾出手来打败七个诸侯王的同时叛乱，仍然能安然过关；清王朝康熙年间，面对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父子的大举进攻，也得以获得胜利，延续寿祚。
所以这样看起来，最可怕的不是军事上的危局，而是面对这样的危局，毫无能力去着手解决，这种能力既体现在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上，也体现在对军事计划的保障与供给上，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国家在危局中的软实力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硬实力。
那么，明王朝是否具备这两大实力呢？前者属于史学范畴，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只在财政层面上论证一二。
按照《中国财政史》上面的说法，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年收入仅仅为四百万两白银，而每年的支出却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两，而这时距离王朝最后的崩溃，还有四十余年的时间。
金融治国之道：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3）
央视热门节目《百家讲坛》在前一段时间，推出了一部《风雨张居正》的专题节目，通过节目我们了解到，张居正在执政期间，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由此为沉疴遍体的明王朝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而在此时，这一次改革刚刚结束，明王朝的中兴局面也还尚在维持之中，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居恒无事、四海升平的情况下，财政尚且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那么当国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其后果难以设想。日后曾有财政史专家专门研究过，如果能够让这种局面*持十几年的话，就足可以保证明王朝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消化掉所有的财政风险，实现全国战略的稳定。
可惜，上天并没有给明王朝这样的机会。
说到底，上天并不是无形的存在，它正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就当明朝君臣尚沉浸在“中兴局面”所带来的一团和气里时，全国的民众情绪已经呈现出沸腾之势。而在此同时，来自辽东地区与女真族的战事，就更加令局势变得雪上加霜。
或许在当时的外族看来，此时的明王朝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与疆土的庞大帝国，它仍然控制着亚洲大陆上最大的一块版图，拥有数个属国，俨然不可一世。
然而，看上去规模惊人，实力惊人的大明，其实缺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钱。
想要维持这个巨大帝国的正常运转，想要将与女真族的战争进行到底，或者说保证抵御女真族的不断进攻，都是需要来自财政的强力支持。而事实上，明王朝绝拿不出这样庞大的一笔钱来保证年度正常运行。
于是，这就相当于宣告了明王朝的命运——看着一大四大，实际上却病入膏肓。
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付北部的战事，明王朝开始逐步增加赋税，然而这些新增的税额，却并没有对财政状况形成缓解，到1628年崇祯帝即位的时候，其财政赤字仍然维持在116万两的巨额之上。已有的税赋收入，在时间上的迟滞与程度上的不足，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财政的渴求，于是，为了把这块亏空补上，已经无计可施的崇祯帝又开始在田赋上做手脚，尝试着将已加9厘的田赋再加3厘，实现165万两的财政增收。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种不断加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的不堪忍受，由此带来的民变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更使得军费飞速激增，如果一任这种情形继续发展，势必会令民众更加激化，于是，为了暂时缓解这一势头，朝廷开始拖欠军饷等应付账款，仅到崇祯元年，所拖欠的军饷就已经达到了520万两之巨。
我们知道，在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时代，军人服役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获取银米以养家糊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份报酬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的，其对于军人的意义之重大，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象的。
现在，当国家开始拖欠军饷的时候，无疑意味着对军人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于是，在*民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兵摇身一变，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