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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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 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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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11月25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11月19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11月21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24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23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  至此,段祺瑞亮出了他的两张底牌,对外是讨好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对内是讨好封建军阀的“善后会议”。这是与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孙中山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重申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向北方的军阀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在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代表达林时就透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而奉系军阀也只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和张作霖都是心中有数,心照不宣的。因此,等待他们的会见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山北上(2)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香港、上海、神户,于12月4日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但是,出于礼貌,孙中山还是向段祺瑞发出一电,表示谢意。段祺瑞也复电致以问候。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如何处理和张作霖会面的问题,摆在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亲自访晤张作霖。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了往访的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进言:“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①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  4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严加警戒。孙中山一行到了张作霖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出来迎接,派张学良把孙中山一行接了进去。张作霖这样做,本来是想摆摆威风,但却显出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没有立即出来见面,等候许久,他才出来。张作霖意气傲然地自己坐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气势。孙中山哪里受到过这般慢待?看到张作霖的一系列表演,心中自然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开口说道:“我来到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才开口说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作霖说这番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张作霖的答话,使孙中山一行人十分难堪。  李烈钧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道:“事情虽然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听到这一番解释,才露出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局面。  就在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端茶送客,就起身与张作霖握手作别。短暂的会晤就结束了。  从这次会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北上是非常恐惧的。他表现得色厉内荏。面对孙中山一行国民党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孙中山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演说家。他的一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卓越人才。因此,张作霖只有摆摆架子的能力了。说不上几句话,只好端茶送客,以免露怯。  12月5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一行,二十几辆汽车,卫士足有一百余人,戒备森严。孙中山正在静卧休息,孙科等走出来,婉拒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  于是,张作霖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同外国人的感情,拍胸脯说道:“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这番表白,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张作霖还试图通过汪精卫动员孙中山妥协,他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的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据孙中山的大本营副官马湘回忆,张作霖曾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张作霖的表态当真。其实,孙中山当时也不会当真的。孙中山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利诱所动,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2月18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肝病加剧。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南下宣抚(1)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必须交代一笔,12月10日,应张作霖之请,段祺瑞下令裁撤各省巡阅使,改各省督军为督办,东三省军务仍由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  直隶这个地盘,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一直想控为己有。直隶是他的原籍。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1885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14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11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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