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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系中不存在类似的纠错机制。集权政府（*制）基本不考虑公众基本生活需要，诸如更洁净的空气和水之类的诉求。政府所有和经营的企业几乎不必为他们的人和行为负责，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不负任何责任。领导者尤其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
近半个世纪以来，沿袭了计划经济下的陋习，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前苏联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划经济下的俄罗斯完全无视环境灾难，典型的事例有：河流、内海和湖泊的野生生物的减少（由于化学物和其他污水的排放引起）；咸海的干涸；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相关指标低于最低标准数倍；成吨的化学和核战废料被秘密地埋在无数个处置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环境与人的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的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央政府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次事故的发生并且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死亡人数急剧攀升（约有10余万人）。陋习难改，俄罗斯至今仍是最大的肇事者之一。
第5章 饥荒、环境破坏和金融危机：政府失灵猛于市场失灵（2）
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只得到政府些许帮助的自由市场的环保记录远远地优于政府大量干预的经济体。图51显示了市场自由度与环境洁净度之间的关系。
图51自由市场与环境状况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2006； Academic Found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Yale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CIESIN）；Columbia University； Pilot 200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金融危机
过去（或现在）对自由市场的批评都以金融危机为例说明自由资本主义的危害。但一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最严峻的金融危机是由政府推波助澜造成的（即便不是由政府直接造成）。这里举几个例子：
大萧条：1929年股市泡沫破灭导致经济的下滑，但经济状况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美联储的不作为和胡佛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包括实行保护主义（《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报复，导致世界贸易的缩减。
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和“失去的十年”：1989年年底，日本银行提高利率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不过日本并没有经历类似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接下来的15年中经济增长年均仅15％，远低于平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日本银行持续保持高利率，还由于日本的财政部不允许快速解决银行危机——换言之，不允许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和公司。
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虽然这次危机（和其他新兴市场危机相比）被认为是国际投资者“热钱”的快速流进流出引起的，但墨西哥政府的下列举措引发了这次危机：（1）发行巨额以美元计的无法偿付的短期债；（2）试图固定美元—比索的汇率，同时实行低利率，这种组合是不可持久的；（3）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不能给投资者带来信心。
1997~1998年亚洲危机：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不可持续的较高的固定汇率、过高的外债、过多的政府干预。例如，中国台湾地区通过给海外借款税收减免来鼓励国外资金的大量流入；朝鲜政府强迫银行给亏损企业提供不良贷款。
金融泡沫的破灭虽然可怕，但也是市场消除过剩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调节方式是不会导致经济崩溃的——除非在这过程中政府犯了错，成为泡沫的制造者和使局势恶化的始作俑者。与此相关的深入讨论请阅读本书的第35章、第36章的内容。
第6章 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和环境保护：缘何政策倡导者不谈成本与收益（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任何政策选择都要付出成本，涉及的机会成本有时是高昂的、隐性的。比如，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保住”工作要付出很高代价；同样，通过给公司以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也会代价不菲。当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策的倡导者对这些代价往往都避而不谈的。
通常，这些被倡导的项目或政策的好处立竿见影、显而易见，代价却是隐蔽、滞后和难以估量的。政府官员所偏好的项目常常是一些明确不需要政府出资（如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负担转嫁给不知情的厂家和消费者（通常表现为价格的上浮）。有时这些代价还由政策实施国以“替罪羊”的身份替别的国家承担（如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中所发生的，见下一章的分析）。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政策，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出人预料。例如，为使本国大量贫困人口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实行了燃料补贴政策，但这些政策人为地降低了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鼓励了燃料的高耗费，反而加剧了能源危机。
最低工资制和租金管制：好心办坏事
左派的政府官员采取最多的举措是提高最低工资，这一举措可以造很大的声势却无须花费政府一分钱。因此，在*型领导的第110届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法案中就规定最低工资由2007年的515美元/小时提高到2009年的725美元/小时，提高最低工资的目的是帮助贫穷的工人家庭。
持反对意见的人却声称这会使低端的工作受影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价格，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另一方面雇主却减少雇用人数，结果就业率反而下降。很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每上浮10％，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将下降1％~3％。
现实是，由政府官员推动的最低工资的温和上涨，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反对者的理由不成立），也不会使贫困减轻多少（支持者的理由也不成立）。实际上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工资几乎没有变化。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雇用水平下降，使贫困雪上加霜。
通过最低工资来缓解贫困的做法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调查显示，联邦最低工资的工人中约2/3是兼职人员，约1/3是赋闲在家的青少年（通常是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仅1/10的最低工资工人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最低工资工人（65％的工人从事服务业）的雇主把最低工资的法定上调作为涨价的借口。这样，政府官员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举措往往事与愿违。
图61物价调整前/后美国最低工资
资料来源：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forecast from IHS Global Insight。
法国的最低工资是美国的两倍，对雇用和解雇实行严格的管制，结果，按占人口比例计，法国销售商雇用工人比例比美国低50％。
因而，最低工资的大幅上调不仅没有使穷人受益，反而可能使情况更糟。这是市场扭曲的典型例子，愿望是好的，想帮助穷人，但做法是低效率的（代价高昂），结果事与愿违。
更好的办法：可替代的方案是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政策，这一方案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一致赞同，这是负所得税（已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首次提出）的一种，增加了穷人的收入，但不会对工人寻找更高工资工作产生负激励。这一举措确实可以帮助贫困家庭，并且不会减少低技能工作岗位，不会增加产品成本，使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真正得到帮助。
第6章 最低工资制、租金管制和环境保护：缘何政策倡导者不谈成本与收益（2）
租金管制是另一个事与愿违的例子，有着良好的意图，结果却帮了倒忙。道理与最低工资的一样，如果政府的租金限价低于市场价格，会有更多的房客需要这样的房源，房东却没有积极性增加供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止住房成本飙升，许多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都出台了租金管制法律。本意是让穷者有其屋，但租金管制导致了住房短缺，打击了房地产投资的积极性，且受管制的住房质量差强人意。在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如纽约）的房屋维护难以为继，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贫民聚居地尤为突出。反对者认为租金管制会使城市加速走向没落。
与最低工资制极为类似，由于租金管制并不是针对扶贫的政策，富裕家庭同样从政策中受益（纽约州的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同时拥有4套租金控制公寓）。而且，租金控制使已经拥有公寓或住房的家庭受益，而尚无住房的家庭依然没有得到实惠。最终租金管制城市中非管制片区的租金价格高于不实行租金管制的城市的租金价格，因为管制会大大减少出租房屋的数量。
更好的办法：租金补贴，比如仅发给贫困家庭住房优惠券，居住地点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与房租管制不同的是，租金补贴不会减少住房的供给，也不会导致住房存量质量下降。
事实上：如果是为了帮助穷人，那么收入补贴远比规定最低价格（如最低工资）和最高价格（如租金管制）有效得多。但归根到底，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的扭曲和损失还是会大于收入补贴政策带来的收益。政府偏好价格管制，或许就是因为收入补贴政策的成本是直接的并容易测算，而价格管制的成本是隐性的并很难测算。所以，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政策越透明越好。
环境保护主义者避讳的问题：环境亲善政策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经济学家反对 “绿色”环境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个严肃的问题：绿色政策的收益总是大于成本吗？
环境保护主义者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是的！但经济学家的回答就谨慎得多。分歧中有些是基于价值观的争论（比如，解决贫困问题和洁净的环境孰重孰轻？），还有一些是“残酷的现实”需要人们去面对。这里要举的是关于滴滴涕（DDT）的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中，DDT作为有效的杀虫剂用于消灭携带疟疾、伤寒等疾病病菌的害虫。1930~1970年间，全世界伤寒发病率由017％下降到002％，发达地区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贫困地区（如非洲）。1948年，瑞士化学家鲍尔？赫尔曼？穆勒因发明高效杀虫剂DDT荣获诺贝尔医学奖。20世纪50～60年代，DDT在消灭虫传播疾病和农业虫害中得到广泛运用。
然而，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改变了人们对DDT的态度，这本书成为早期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卡森质疑DDT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尤其是鱼类的健康有副作用。20世纪70～80年代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在农业中使用DDT，以威力逊于DDT的其他杀虫剂对付疟疾。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秃鹰和游隼数量开始增加，这被环境保护主义者作为支持禁用DDT的有力证据。
不过近年来，有人对DDT的使用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联性提出质疑。DDT与人类的一些癌症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