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业生，原来还有学术自由的考虑。
张维迎：对。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会有自由。
所以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的。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好比说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很自由，但如果在我父母身边，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跟一位老师在一起，这位老师很好心，经常提醒我：“维迎啊，你说话注意点，你会吃亏的。”为什么？他说你这样说话会得罪上边，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我现在感到自由，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在我身边很少了。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4。2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赵晓：学术自由还与什么有关？
张维迎：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
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我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的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1＋1=2，你说我要自由，非要1＋1=3。这不能叫自由。
赵晓：总结起来就是，光讲学术自由，不讲学术规范有偏颇，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滥用。
张维迎：就是说我有挥拳头的自由，但我不能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赵晓：学术自由的目的不是因“自由”的名词好听，而是为了更好的思想与学术创造。
张维迎：这个很重要。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
赵晓：归根结底，自由氛围能使学者更好地创造，与此同时还要辅之以学术规范。
张维迎：我们为什么强调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我们一般的行政机关要大得多？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
赵晓：这头让教授比行政官员更有自由，但是那头严格要求你出知识产品。这里，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权利须与义务相对应。教授的自由越大，其学术规范必然越严格。
张维迎：没有无约束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约束。
4。3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赵晓：我想关于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也很有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
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官僚（hierarchy）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但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用官本位来比较了。
在高校，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的观念最强？一般来说是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院系行政职务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意干。而低水平的学者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官”，这样一来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
中国大学的好多教授喜欢“占摊儿”，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有取得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也反映出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官本位会伤害学术研究。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这次改革对冲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比如说，当有10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
4。4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赵晓：也就是说，要提高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学术自由风气，首先要建立学术界自己的专业标准，提高学者自身水平。
张维迎：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的建立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
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学术上比高低，只有靠行政序列来分胜负，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序列。
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可以说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也很严重，没有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什么国家级科技奖，省部级科技奖，其实都是官本位的变态表现，也是学术水平不足的反映。
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来评价。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
为什么是同行评议？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教授们在大学里产生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价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整个这个专业有100个教授，就由这100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100个教授有积极性说真话，真正评出大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刚才讲的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
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个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是怎么说你，所以引入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怎么说。
龙希成：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是不是？
张维迎：都包括。在我看来，有条件的院系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我再三强调，学术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有自己的文化，而学术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教授，结果国内外同行都不认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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