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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造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一定要靠思想的不断撞击才能实现。一个人即使再聪明，如果被放在一个没有知识场的地方，一定会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输出没有投入。一定要有跟你层次相差不多的人，不断地挑战你，提出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法来促使你不断地思考。你挑他的毛病他挑你的毛病，这样不断地促进，知识才能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生产又具有团队生产的特征。如果团队的规模和密度达不到一个临界值，知识的创造就不可能。
知识的创造需要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非常重要。学术自由意味着各种命题、理论、信念、事实都应该受到挑战和得到检验。如果我们给学者规定一个框框，就是什么你能说什么不能说，就不会出现真正的新知识。当然，除了学术自由，还要有学术规范。确立学术规范的目的，是为协调学者之间的行为，减少交流成本，从而使得知识可以更好地积累和传承。所有的知识创造都是在承认一些基本的规范下进行的。虽然学术规范本身可能会变化，但是它的变化一定要问题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比如说牛顿力学，在量子力学出来之前，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规范，你不能挑战它。一加一等于二这也是我们不能挑战的。你不能说我思想自由，你说一加一等于二，我就是不同意，我认为一加一等于三。所以，讨论任何问题，一定要承认存在基本的规范。确实，我们发现——包括在北大的校园里面——经常会发生一些逻辑性的错误。我们有些人文学科学者可能受到科学的基本训练较少，所以讨论问题时经常在抒发感情，而不是讲逻辑讲科学，这样别人就没有办法进行讨论了。如果一个大学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话，教授之间讨论问题没有一个基本的规范，没有大家公认的前提，争来争去不知所云，这个大学的问题就大了。
无论是从传授知识的角度还是从创造知识的角度来看，大学都不大适合作为一个赢利性组织。如果一个大学可以变成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的话，那么事情就简单了，可以套用一般企业的规则，由股东说了算就可以了。我当教师，你雇佣我，你给我多少钱，我愿意干就行，剩下的都是你的，至于你能不能把产品卖出去，那是你的责任。由于大学的特征，我们很难成为这样一个组织。
当然，有一些知识的传授是可以商业化的，那就是一些实用性很强的知识。我想，现在培训性质的民办大学，是可以做起来的，但是不可能做成一个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至少以我现在的认识它是不可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经常跟我讲要办大学什么的。我就说，你办大学要弄明白，如果说你要去赚钱，那你永远难以办成一个好大学。你可以办一些技术性高等职业学校，你可以苟延残喘地活着，因为这个社会的需求很多。但是要真正办一个有品牌的像北大这样的大学，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是最商业化的社会，美国的大学都是非赢利性的，只是最近才出现了一些利用网络技术的赢利性大学。
研究型大学生产的是一些上游产品，与商业化很强的下游产品不同。所以，不要期望我们的大学去和那些下游的培训性的学校竞争，因为你的层次和它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在教育产品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做的产品的特点是什么。
1。4 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大学
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大学
如果我们理解了大学的特征，就容易理解大学的治理结构的特征。如前面所言，大学一般来说是非赢利性组织。法律上讲，一个非赢利性组织和一个赢利性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你有没有股东，能不能分红，而不在于是不是赢利。
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一个激励问题，也就是如何使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组织的人越多，激励问题就越严重，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努力自己享受，也就是“搭便车”。一个赢利性的组织的激励问题是由合约安排的，其中所有权最为重要。比如一个企业，有股东、经理、债权人、雇员，等等。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拿的是剩余收入并拥有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其他成员拿的是合同收入，一般不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企业通过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得收入，在扣除利息、工资和其他投入成本后，剩下的才是股东的收入。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经营的最终责任由股东承担。或者套用法律术语讲，其他人承担的是过失责任——如果我没有过失，我就不承担责任；而企业的老板、股东承担的是剩余责任（严格责任）：如果没有发现其他人有过失，责任都是自己的。雇员到月底要领工资，你不能不给他工资，除非他这个月没有上班，或者是你规定的任务他没有完成。可是一个股东或一个企业家，不能到年底后说我今年辛辛苦苦，客户们都得给我付钱。你再辛苦，如果企业效率不高，产品没有市场，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这个责任是很不一样的。有了这个责任制之后，老板或是企业的股东，就有积极性把企业搞好，也有积极性监督经理人，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因为股东承担着风险，如果他不监督其他人，风险就是自己的。比如你办了个餐馆，但是你疏于管理，弄得服务员和厨师都非常懒散，结果顾客吃火锅的时候锅里吃出老鼠来了，那你这个老板就得承担责任了。企业破产了的话你的投资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原因，企业管理者必须对股东负责。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企业也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组织，也就是应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考虑而不是只为股东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顾客、供应商、当地居民，等等。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为股东考虑是一个责任制（accountability）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担负的责任越多，他就越可以逃避责任。如果我们要求企业的老总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他可能对谁也不负责任。比如说，我没有赚钱，股东也没法找我的麻烦，因为我会说：我不能只考虑你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工人的利益；我要解雇工人，工人也没有资格找我，因为我不能只考虑工人的利益，还得考虑股东的利益。经理总是可以找到借口，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每个人都承担一些责任，但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大学里面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授、校长、院长，包括行政人员，包括学生以及毕业了的校友，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纳税人）。我们要大学，是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去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那么大学是不是真正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对企业来讲，你要为社会做贡献你才能赚钱，如果你生产的产品没人要，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你会有一个很强的激励机制为社会创造价值。大学里，这一激励机制实现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们说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创造知识。但是假如我们不创造知识的话，在这个社会中究竟谁会受到损害呢？受损害的人多了，不是一部分人。比如说北大或是任何一个大学走下坡路，谁受到损害了？所有我提到的人都受到了损害：社会受到损害，国家受到损害，学生也受到损害了，老校友，毕业了三四十年的老校友都受到损害了，因为大学的名声变坏，文凭贬值了，原来的校友脸上也就没光，甚至不好意思再说我是哪里毕业的了。教授当然也受到损害，你这个地方你这个院系这么糟糕，你出去人家说那地方没有好人，那你也脸上没光。行政人员呢？他们的位置也做不稳了，学校不好，收入也低，甚至连基本的花费都不足。每个人都受到损害，但是没有任何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反过来说，大学搞好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很糟糕，很容易考进去，我一去报名就被录取了，但是之后二十年这个大学发展很好，名声越来越响，现在进去可难了。我的文凭就升值了，好像我那时候上这个大学也很难似的，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没有关系，我也可以享受大学发展本身带来的这些好处——Free rider。
因此，大学的激励问题与企业很不一样。我们说对社会负责，比较抽象。对企业来讲，对社会负责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落实为你能不能赚钱。前面提到，企业赢利是社会考核企业的一个方法。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能赚钱就一定对社会有价值，也并不是对社会有价值就一定能赚钱。所以我们对企业仍然强调一个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这就像我们每个人，不违法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并不一定等于你不违法就对社会没有害处，所以我们还有道德和社会规范来约束个人行为。对企业也是，利润是衡量一个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手段，但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竞争的不充分，有时候你会明确地发现，赚钱和社会的利益是有冲突的，这就要培养社会责任感。对于大学来讲，由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赢利性的目标，我们的业绩难以用一个量化的指标度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逃避责任。所以我们就更要培养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能创造知识，我们不能培养好的学生，那就是我们没有为这个社会尽到责任。即使大学没有倒闭，我们仍然应该感到羞愧！
回过头我们再来讨论，大学的一个决策应该以谁的利益为重。应该是教授吗？如果我们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大学的决策不能完全为教授的利益来服务。我们能不能说以学生的利益最大化呢？显然也不能，因为有些学生只是为了混文凭，管得越松越好。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行政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大学的决策必须在诸多利益主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
由于没有明确的股东，大学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这里的内部人可能是教授队伍，也可能是行政管理人员。大学是以教授为主体的，在教授队伍水平不高或者我们没有办法约束教授行为的情况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