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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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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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庇诮瘢�000元左右。  不久,柔石的月收入增加到40圆以上,情况有所好转。  1928年10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月25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圆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  信中又说:“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圆。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圆。又一家杂志,约廿圆至卅圆。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圆,书籍每月总要十圆。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可见柔石当时的稿酬标准是千字2圆,在作家里面属于比较低的。但他总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文学界的承认。  1928年11月,柔石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朝花社”,并由王方仁的哥哥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代售朝花社出版的书刊。12月6日《朝花周刊》创刊,至次年5月16日共出20期;6月1日起改为旬刊。后来因合记用品社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亏损而被迫结束。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深情地回忆柔石:“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帐。……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地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1928年12月6日柔石致兄长的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圆计算,每日可得稿费国币4圆;如能顺利卖掉文章,则每月收入可达国币120圆(约合今人民币4200元),颇为可观。  《柔石日记》1929年1月11日载:“晚上鲁迅先生问我,明年(陈注:指旧历)的《语丝》,要我看看来稿并校对,可不可以。我答应了。同时我的生活便安定了,因为北新书局每月给我四十圆钱。此后可以安心做点文学上的工作。”柔石接手编辑《语丝》第5卷1期(1929年3月10日)至26期(9月2日)不到半年,即辞职。  此后柔石的经济生活好转,月收入可达100多银圆(合今4000元左右)。他写给故乡妻子的信中说:“我今年的生活比较好些,以后我当按月寄二三十圆钱给你,作家里零用。店里我亏空了的钱,再由我补还。今年一年以内,我当补足,你无用担心。”(引自《柔石日记》第156页)  1929年11月22日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店出版,鲁迅为之作《小引》。合同约定抽版税20%,柔石郑重地将此事载入日记。  1930年2月柔石成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每月得编辑费30圆国币。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本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希望》,收入柔石前两年的创作。柔石奋斗初步成功,成了知名作家。  1931年2月7日柔石和殷夫、冯铿等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时仅29岁。他生前发表55万字的创作和63万字译文,未发表的手稿约22万字。  [附录]“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  ——20年代留法半工半读的生活1919年,19岁的李金发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了300块大洋(银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的是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100银圆。  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100法郎(合10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150法郎(合10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5法郎(合5角钱)。1920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4)
1929年春,19岁的艾青(当时名蒋海澄)从父亲那里得到1000块银圆,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三等舱),经过一个多月的旅程,到巴黎学习美术。同行的有杭州国立艺术院水彩画教师孙福熙和他的哥哥孙伏园等。蒋海澄在巴黎第六区伏斯拉尔大街里斯本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室内有一个下水管道,所以房租便宜得很,每月50法郎。(陈注:这个旅社到1982年还在,参看《艾青谈诗》214—215页。)  他找到一家美国老板开办的工艺作坊,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每天上午做工,下午学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他的工作是用中国漆把买主的签名描绘在打火机或香烟盒上,一上午可以描绘20个签名,收入20法郎。  在巴黎餐馆一顿普通的饭要付5法郎。为了节省,他去学生食堂就餐,一张饭票只要3法郎。这位穷留学生对朋友却很慷慨。他跟李又然在学生食堂初次认识的时候,看李付不起饭费,就一次送给李10张饭票外加50法郎(引自李又然《诗人艾青》一文)。  丁玲的经济生活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长于常德县。她属于一个传统的封建门第家庭,大家族院墙里有二百多间房屋。但是父亲死后,家道衰落。母亲守寡。1911年春,常德女子师范开学,母亲进入师范班,7岁的女儿跟着进了幼稚班。次年,母亲又带她去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念小学一年级。  1918年夏季,13足岁的蒋冰之小学毕业,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入学后,食宿费、学杂费、书籍文具费都由政府供给,只需要预付10银圆做保证金。母亲用一个金戒指代替了保证金。此外蒋冰之还领取3块银圆作为零用,她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的钱,就一直把银圆藏在衣箱底下,只有放假回家时才取出几角钱作为路费。  母亲担任小学教员,负担女儿的日常费用。据说在很长时间内,每月寄给丁玲20银圆。  1921年她到上海进平民女校,次年转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用20银圆作为旅费,乘坐火车来到北京。丁玲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1903年生于福州)、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和冯雪峰(1903年生于浙江)等。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后来一直成为文学史上的话题,引起了无穷的回味。  1925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个农村同居。丁玲后来回忆说,她曾经花费7块银圆买了两段棉布、两斤棉花,亲手替胡也频缝制了一件新棉袍。但是做得嫌小了,只好送到当铺换了4块钱,重又买1块钱新棉花,拆开胡也频的一件旧夹袍塞进棉花,缝补以后,凑合着熬过了一个寒冬。有次他们身边只剩下一块银圆,正好来了客人,就用这一块银圆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丁玲、胡也频两手空空地步行40里路,进城里找朋友借钱。  1926—1927年间,胡也频和丁玲担任《民众文艺》等刊物的编辑。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只想要每月挣得20至30圆的稿酬,然而就连这样的初步目标也难以实现。丁玲回忆说:当时困处北平,只有在《晨报》、《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得到六七块钱稿费,加上母亲每月寄给她的20圆,维持生活。在很冷的天气,只好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取暖,只到了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几乎每天吃面条、白菜。  丁玲说胡也频喜欢进当铺。他没有钱,但花钱却很大方,先后把丁玲母亲送的绸衣、棉袍,亲友送的银质餐具,都拿去当了。  丁玲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下半年)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1922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1926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5圆,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引自《鲁迅先生于我》一文)  1928年丁玲、胡也频在杭州西湖住了一个短时期。出版了《阿毛姑娘》得到70圆稿费,又回到上海。生活拮据,只能暂住月租金8圆的亭子间。胡也频的老家还要求他给家中弟弟每月20圆接济(付了三个月,实在无法继续,就停止了)。  不久,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沈、胡、丁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共有200圆,各分得70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04号楼房,丁玲接来母亲住2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3楼。各自支付月租金20圆,水电费10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100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了两三个月以后,丁玲说:“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这时正好也频父亲来上海,答应设法帮我们转借一千圆,每月三分利息。”(引自丁玲回忆录《胡也频》一文)就于1929年1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但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不过,实际上这时丁玲的母亲已经失去工作,很少收入,无法再接济他们了。所以丁玲本人的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5)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借款1000圆来创办《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终以失败而告终。《红黑》月刊于1929年7月10日出版了第7期以后停刊。胡也频于秋季离开上海,到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因在学校中宣传革命被通缉,1930年夏天(据丁玲回忆是5月)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  丁玲回忆说:“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期月刊,七本书。……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圆,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圆,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不久,丁玲、胡也频参加左联,认识了鲁迅。  大学生的文艺刊物  1933年初,在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诞生了一个小型文学旬刊《牧野》。说它小,一是它的开本小,是小32开,每期16页,一大张白报纸正好印一份。二是它的印数少,每期印500份。三是定价低,每份二分钱。四是它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刊物可以算是他们进行文学笔耕的一小片处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那时候办这样一个刊物,不需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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