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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谈到住房，就会有人提出，开发商应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这是一种逻辑错误。商品房首先是交纳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的，难道要让市场中的开发商承担解决穷人住房问题的责任吗？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多年，至今仍是市场发展的障碍。
住房本来应是梯次消费的过程，可先租后买，但如果不建立统一的租赁市场，同时用消费信贷抑制个人投资租赁性住房的行为，那么，不管是什么收入阶层都不得不挤进商品房市场买房。
梯次消费本来是先旧后新、先小后大的过程，但第二套住房信贷的新政却彻底打碎了这种合理的梯次消费之梦。由于第二套住房信贷的新政既不支持、也不鼓励民众进行梯次消费，民众无法利用信贷的支持实现先旧后新、先小后大的梯次消费，因此就不得不为降低信贷成本，在第一次购房时就买大房子，超水平提前预支未来。
所以，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消灭穷人”，将穷人变成富人，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的工作目标，消除一切有碍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不利政策，将政策的路径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降低不必要的思想观念与政策混乱的内耗，将全党、全民的意识统一为实现共同致富、建立小康社会上来，共同开创中国美好的未来。
我不是憎恨穷人，而是憎恨贫穷。“消灭穷人”的唯一方式不是仅仅给他们一些补贴，帮助他们度过眼前的困难，而是要有一套好的政策，能让所有穷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从而进入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让中国不再有穷人，让所有的人都能自食其力地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引导。
（2008年1月24日）
投资与炒房
自国家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以来，政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的是炒房团，先有对温州炒房团的攻击，又有对山西炒房团的攻击。炒房团在各个有投资机遇的地区、城市掀起一波波的冲击，每到一处都横扫一片，不断冲高房价。某些决策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发誓要出台各种严厉的政策，坚决抑制这种投机之风。
但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种投资活动呢？至今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而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猜测。
投资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者把房子用于出租以获取租赁性收益，当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通过转让以获取增值收益。投资者通常会选择待发展的区域进行投资，当区域的配套条件成熟、经营收益上升时，资产增值自然也就更高了。投资者既有选择商铺、办公楼进行投资的（眼前的收益会更高），也有选择住房进行投资的。住房投资的出租收益则要看地点、出租对象与服务条件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租赁行为，都解决了国家或市场不能提供长期租赁性住房的问题，让买不起房的人可以通过租赁解决经营和居住的问题。比如，开餐馆的人有手艺、有经营办法、有开餐馆的费用，但却没有买房子的钱，需要有人投资房产才能提供餐饮服务；比如，在国家不能提供租赁性住房时，一时买不起住房的人就只能先从私人手中租房住，而不必立刻购买商品房。
没有投资行为就不可能有租赁市场，也不可能创造居民财产收入。中国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并不完全具备购买房产的能力，只能靠金融信贷的支持解决住房问题。住房的个贷政策恰恰给了投资者一种机会，投资房产就成为一种合理的投资行为。不但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是如此。
某些政策在打击这种投资行为的同时，也在打击市场的繁荣，让许多人无法自行创业。企业登记中不是要求必须有注册地址吗？房子就变成了必备的条件。减少了租赁性的投资行为，也就减少了创业与就业的机会。
住房市场也同样。如果国家政策与金融政策不能让政府和市场利用租赁性土地建设租赁性住房，减少了个人投资的租赁性住房市场，就只能提高租金的水平和扩大购房的消费群体，这不利于住房条件的改善，也不会缓解供求矛盾和降低房价。家庭总要有房子住，不是自行购房就是租赁房屋，一套房只能解决一户的居住问题。
也有人说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是在打击投机性炒房。所谓的投机性炒房是指，投资者购买商品房只是为了换取房屋差价，而不是租赁居住，或者房子从来就没人住，投资者买完房，就在房价上涨时又卖掉了，但这种情况在全国又有多少呢？
在国际的统计中有房屋空置率一说，是指所有市场中房屋的存量（包括增量中已竣工的存量）有多少没有被利用。但中国的空置率被专用于指新增量中未销售的房子，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接轨，于是只好再创造一个空屋率来统计存量中未被利用的房屋。
投机性炒房行为有多少就只好用空屋率来衡量了。过去曾有人用骑车在城中转一圈，看看有多少房子黑着灯的方式来认定空屋，以界定炒房的数量，后来有人用电表、水表的统计来替代空屋的统计。那么什么叫偶尔居住呢？比如有人就有“五加二”（每周的工作日和周末分别在两处居住）的生活习惯，是否两头都只能算空屋呢？还是看看人口与入户的统计数据吧！
2004年全国存量住宅的空屋率为，而2007年全国城镇的空屋率则下降到，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住房的实际利用率是极高的，出现空置率逐年下降的情况。这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政府为区区的而头痛。
的空屋率并非都是投机行为的反映，其中许多是富起来的人在不同的城市购房，是他们为子女上学、养老、度假而预先做的准备。大量的山西炒房团有购房置产的习俗，却没有卖房的习俗，山西人更多的是不破产不卖祖产的旧观念。而那种真正只吃差价的短期炒房人就更少得可怜了，也许还不到1％。
的比例并不大，但套数的绝对值也有几百万套，当然让某些决策者颇感头痛了。但宏观调控却只能从总量上来调节，无法解决微观的细节，而为这出台的政策却可能影响到5％或10％的城镇家庭，因小失大就更不可取了。
（2008年1月31日）
无声的朋友（1）
书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导师，尤其对于一个想要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的人而言，书不但是人不可或缺的向导，也是人最忠诚的朋友。
我最开始读书的时候，以为读书只是让人识字，后来知道识字是为了可以从更多的书中学到知识，识字只是读书的工具。
小学四年级时，老师说我的语文较差，满脑子都是阿拉伯数字，却对伸着胳膊腿的中国字不感兴趣。妈妈就让我读书，那时除了《趣味数学》之外，很少有好的儿童读物，我就看了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牡丹亭》之类的读物，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当兵之后，白天的正常军事活动与训练使我没有更多自由阅读的机会与时间，熄灯号之后，手电筒就成了躲在被窝里独自享受精神食粮的启明灯。以至于我一个月6元钱的战士津贴中，大部分都用于购买1号电池。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有幸借助高级干部的读书特权，打开了内部书店的大门，我就像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了系统的读书过程。我每次都会成箱、成批地疯狂购买书籍，连每一个内部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吃惊。
我自己还拟定了航行书海的计划：
一是通读了有关中国历史的成套书籍，如《资治通鉴》、《清史稿》、《二十四史》等。
二是出于当兵的原因，我通读了大量“二战”的战例记录，从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到欧洲的第二战场，从沙漠大战到中途岛战役，当然也少不了斯大林、朱可夫、巴顿、艾森豪威尔、丘吉尔、戴高乐等著名的战争指挥家的传记与回忆录。
三是通读或重读了几乎全部的19世纪名著，像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雨果、马克？吐温、德莱塞等作家的著作，而且也都是成套的阅读。我就像进入了痴迷的状态，一种急于弥补无端浪费的十多年时光的感觉，仿佛刚刚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认识人生。
中苏合作时，我就学会了许多苏俄歌曲，包括爱情的、战争的，至今我还会唱那些“苏联红军歌舞团”演唱的各种歌曲。“文革”前，我曾读过《静静的顿河》、《夏伯扬》以及高尔基的作品，但能引起现实生活争论的却是《州委书记》之类的书。70年代之后，我又读了一些苏联第四代作家的作品，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人与兽》、《带星星的火车票》等，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之后的苏联所面临的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更多现实生活中重塑人生目标与社会追求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
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伤痕文学，对唤起社会的觉醒、澄清历史的事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在中国社会与政坛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说实话，当时也让我热读的这些书至今却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竟回忆历史的经过、反思历史的错误可以释放人们十多年被封锁与压抑的感情，可以痛快一时，却不能给未来以启示，因此一段时间之后反而被人们遗忘。
恢复高考让整个社会重新认识到知识与读书的重要，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带动了读书的热潮。从孩童到成人的再教育，让社会从“文化大革命”的颠覆中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人们终于不再为读书而惭愧，不再为无书而苦恼了。
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让中国可以走出国门，了解融于世界经济中的各种知识爆炸的过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让中国人不得不更多地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各种经济与管理理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有预见性地渐进式改革，以及今天凡事必称“国际惯例”，都证明国际成熟理论对中国经济与改革的引导作用。书变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包括那些风靡全球的武侠书，也成为显示中国武术力量的金字招牌，并让人们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以及邪不压正的奋斗精神。
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的传递速度惊人，让全世界几乎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各种事情。同时，互联网也成了阅读量最大的“一本书”，这实际上又增加了一条获取知识的途径。曾有人预言，互联网的出现会替代各种平面媒体及图书，但实际生活中，虽然互联网会占用我每天相当一部分的时间，也确实改变了我一部分生活方式，但并没有改变我的阅读习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声的朋友（2）
我十多年前就养成的阅读习惯至今未改变。我每天仍坚持不少于六万字的阅读量，看书仍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也是不断更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实际要认真计算起来会发现，近几年来我每天的文字阅读量大约都在十万字以上。也许有人认为我吹牛，其实只要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阅读速度就会大大加快，一张满版的中文报纸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