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全国人民都拥有在首都工作和居住的权利。户籍已经不能成为外地人进入首都的障碍，也已不能成为限制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条件。也许他们的进入会给北京市的资源分配与管理带来许多的困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已变得无法回避了。
（200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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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驴子当成马
社会上关于是否应公布商品房成本的争论仍在继续，包括一大批自称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的外行。我们欢迎所有人都来参与讨论，可以提出各种批评与建议，就像没有骑过马的人也可以参加赌马，也可以评论马术的好坏一样。但如果把驴子也当成马来讨论，不管是内行还是外行，都只能惹人笑话。
在所有国家的法律与法规中，商品房都不是公共政策的讨论范围。商品房的属性在《房地产管理法》中被列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国务院“23号文件”和“18号文件”都明确商品房是三种供应体系中完全市场化的部分，并且面对中高收入家庭，而另外两种供应体系（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才是公共政策和政府责任的部分，是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因此商品房中才有住房与非住房类产品之分，有别墅、公寓等高档商品房与普通商品房之分。而公共政策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则没有非住房部分，也没有高档住宅与普通住宅之分。因此，自“23号文件”之后，文件与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商品房价格为市场调节价，而不属于《价格法》中应受政府监督与管辖的政府指导价与政府定价的范围。这本来也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更不是应受公众监督的事。
分不清韭菜与麦苗的人，在评论农作物生长情况之前起码可以先查查教科书，或问问老农，等分清什么是韭菜什么是麦苗之后，再发表言论，否则就会犯将驴子当成马的笑话。
政府并非不对房屋的价格进行管理。在土地实行有偿出让制度之前，是五部委联合审查定价的管理阶段。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政府开始对不同住房的建设与价格实行了分类管理。当《房地产管理法》与《价格法》出台之后，则明确划分了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而属于市场调节价的则放开管理。
价格构成的管理与成本的管理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尤其是在价格构成的管理中，大量的公司管理的成本被列在了构成之外，明确规定了价格构成的类别与每个类别的内容，其中当然包括税金的部分。有商业秘密与税收管理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社会与同行的成本公开与国家管理机关的管理审核本就一个是马一个是驴，不在同一个讨论范围。把有没有对社会公开成本与政府如何管理税收混为一谈，不仅仅是无知，更可以说是傻瓜提出了一个无需聪明人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城镇土地归国家所有是《宪法》中规定的，但国家《宪法》同时规定，“国家有权将经营性用地进行有偿出让”，土地出让期中土地以征用租赁的方式将土地的使用权利交给了使用者，政府代表人民收取了出让金和土地相关收益，开发商不再是无偿地在人民的财产上再盖房子卖给人民，而是从人民手中合理合法地租用土地，再盖房子卖给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政府收取的土地费用完全可以从土地部门或公开的招投标中获得信息，但这个构成只与直接消费者相关。自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这些信息已完全公开了。土地只是构成中的一部分，用人民的名义来浑水摸鱼是骗不了人的，这不仅是分不清驴子和马的关系，而且是故意将两者混为一谈。别人在讨论马，而他在讨论驴。
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宪法》中已明确了，但在拆迁安置中却将土地的补偿权利给非出让土地的使用人，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政府在拆迁政策中，已充分考虑了土地的区位价格，某些人用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来指责开发商就更没有道理了。请先弄清楚，拆迁安置办法不是开发商制定的，而是政府制定的。
在房屋价格构成中已明确了政府有权监督的部分，但公司法人的企业盈利并非只有商品的价格差，还包括非商品直接成本构成之外的其他相关费用，两者合并才会形成企业的最终利润。如果连成本、利润率与企业最终盈利之间的关系都说不清楚，还谈什么公布成本？
无知者无罪，但不等于可以原谅某些人将驴子当成马来讨论的错误。商品房不是公共属性的产品，自然也不是公共政策的内容。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最好请这些带着“学者”与“专家”桂冠的人们先查查相关法律与文件，先弄清楚别人在讨论什么，应该讨论什么。
大多数人都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知道恩格斯在说什么，但有几个人看过《杜林论》？有几个人知道杜林说了什么？为了自己的尊严，还是不要闹出那些将驴子当成马来讨论的笑话。
（2006年11月22日）
开发商该盖什么房子？（1）
开发商盖什么样的房子与供给什么样的收入人群，是投资者根据市场需求和获利能力而自行选择的事情。根据楼盘所在的地理位置、规划条件、资金、技术与营销的能力，既会有人选择投资建设高档产品，也会有人选择生产大众化产品；会有大户型，也会有小户型。商品房主要面对中高收入家庭，则是国务院文件中所确定的中国住房供应体系的一种政策指导。
但“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句话却遭来了几乎全社会的责骂。有人说把“富人”两字改为“中高收入家庭”就符合中央文件的说法了，也有人说用“有支付能力的人”就符合经济学的说法了。但中国的中高收入家庭和有商品房支付能力的人不是富人，难道还能称为是穷人吗？
“富人”两字在旧中国是一个带有剥削性质的贬义词，但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发家致富”之后，“富人”就不再是一个贬义词，而成为劳动致富的光荣形象了，否则怎么会有最初争当“万元户”的号召？怎么会有中央七套的“致富经”栏目？怎么会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不是要消灭现在已有的富人，而是要消灭所有的贫穷，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不能变成富人的少数人也应在政府公共产品的支持下过上有基本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今天的社会舆论将盖什么样的房子、为谁盖房子，从市场经济的范畴中引申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理论的怪圈之中，以致在讨论中国的住房政策时，变成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战争。
没有人会说五星级的酒店是专为穷人服务的，那么是否中国就不应建设五星级大酒店了呢？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那是否为富人提供这些商品与服务的人都有罪呢？那么再引申一步说，生活尚处于贫困状况中的数千万农民工是否应拒绝建设为富人服务的五星级大酒店，是否应拒绝生产与加工那些为富人提供服务与消费的奢侈品呢？
为什么社会在五星级酒店为富人提供服务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在商品房为富人提供服务上却有大量的争议呢？人们会说住房是城市居民的必需品，说住房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说住房是生活的基本权利……五星级酒店是面对少数人的，而商品房是面对全社会的。
我并不这样认为。商品房在《房地产管理法》中明确定义的就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商品，商品房可以有居住、投资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出租等多种用途，但不等于具有居住功能的商品房就代表了一切住房，更不是面向全社会的生活必需品。
从全国住房的存量统计中可以看出，商品房（包括买卖的经济适用住房）只占全部存量住房的，而房改房占，政府提供的标准租赁公房占，原有私房占，租赁私房为2％，其他为。
商品房只是在房改货币化之后，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主导的一种商品。大量的房改房与公房租赁是政府历史上提供的住房基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仍将依赖于政府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以及靠贴息贴租等多种形式的保障来解决。
从存量住房中的商品房总供给情况可以看出，商品房仍将主要面向中高收入家庭，当然包括通过拆迁、补偿、代际帮助和原有资产变现而形成有支付能力的家庭（穷人不等于不能进入五星级酒店）。
商品只对应于支付能力。商品房并不代表高档房，也并不表示富人都是极端的富有者，而应还其商品的原有属性。
那么开发商是否应更多地为穷人盖商品房并提供服务呢？也许这也有个认识的误区。
作为一个通过生产经营获利的企业组织，不管投资什么商品都要求盈利。为富人提供商品与服务要盈利，赚的是富人消费的钱，并提供税收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为所有人服务的，为大众提供商品与服务同样会产生盈利），同时形成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请问牛奶和那些烟、酒又是为谁提供服务的呢？汽油是否也分消费对象呢？不管其购买的对象是谁，都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差别。
开发商该盖什么房子？（2）
换句话说，大众化的商品房并不等于盈利水平下降（经济适用住房除外，这不是完全的商品房），更不等于开发商在让利于民。生产什么产品不过是企业盈利模式的选择。
有的企业不管生产高档或低档的商品房，进行投资决策前都会有一个盈利目标和风险系数，这与商品房所处的位置和市场相关，与供给对象无关。这个标准的定价面对的是一个有效的支付能力，而不论这个支付能力是通过拆迁、收入、代际帮助还是资产变现而形成的，也不论是穷还是富。
理解的误区正在于为大众提供产品时，似乎开发企业就不应盈利或应降低盈利的标准了。在市场竞争中，如果企业成为了慈善单位，那么这个企业一定会无法生存，这与企业是否愿意参与三次分配的活动无关。因为，企业是必须先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那么是否开发商应更多地参与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想挤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行列。名义上经济适用住房的利润会被限制，但贷款条件优惠、初始资金要求低、取得土地的资金占用少，开发商可以用同样的资金扩大几倍的生产规模，销售与个贷上没有风险和障碍，集合起来的盈利并不比高资金、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低，又何乐而不为呢？
问题在于，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是以计划分配方式取得的土地供给，是政府说了算的，是半指令性的或指令性的。除了政府强制性地限定部分国有企业压低销售价格生产经济适用住房之外，自愿参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企业又有哪个不是赚个盘满钵满的呢？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低，首先在于没有缴纳高额的出让金，假如商品房也不收土地出让金，价格自然也会大大地降低了。
许多国有企业在按政府的指令承担实际相当于政府二次转移分配的政策性补贴任务，如政府补贴性的市场基础设施的供给。但并非所有的国企都承担同样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