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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公司并不是人。公司是依照法律成立的虚拟体，实质上不过是许许多多捆绑在一起的合同。是的，“企业文化”的确存在，代表某一团体的特色主导风格或标准。但是公司本身并不以物质实体的形式存在。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公司快速演变为全球性供应链时，这一点尤为明显。除了其他书面契约上规定的权利外，公司不享有发表自由演讲、参与法定诉讼程序，或者在*国家行使政治代表权等法定权利。授予公司这些权利的立法者或法官，要么是思想上不诚实，要么就是没有弄清超级资本主义的影响。只有人才拥有这些权利。 。 想看书来
通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3）
当公司被赋予了类似于人的特质时——当公司被媒体或是政治领袖们形容为高尚或者粗鄙、爱国或者叛逆、守法或者犯罪，或是其他只有人才具有的品质的时候——公众就被误导了，认为公司和人类似。在美国，语法对话甚至将系动词直接用于公司身上——比如“微软正在试图……”或者“沃尔玛想要……”——巧妙地强化了公众头脑中的“公司实体具有独立意志”的想法（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以精准的思维习惯，用动词的复数形式描述公司行为，把公司当做许多人的集合体，比如“劳斯莱斯正在考虑……”）。
这种将公司拟人化的谬误致使社会把那些只适用于人的义务与权利赋予了公司，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和*之间的界限，导致了大量糟糕的公共政策出台，比如企业所得税。公众误以为公司支付了所得税，因此它们有权参与*流程，就像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没有代表权就没有纳税义务”。但是只有人才会缴税。事实上，企业所得税是由公司的消费者、股东和员工间接支付的。曾经有研究试图弄清楚企业所得税在这三个群体中到底是如何分配的，但这点至今仍未理清。唯一清楚的一点是，企业所得税是无效率的、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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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在不经意间间接导致了*的衰落。但是这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同时拥有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活力无限的*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这两个领域必须泾渭分明。资本主义的目标是为了使消费者和投资者获得更好的交易。*制度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我们作为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当公司看起来似乎在承担社会责任，或者在使用政治手段增强或维护其竞争地位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就被破坏了。
我们都是消费者，同时我们绝大多数也是投资者，在这两种角色中，我们努力去达成我们可能达成的最佳交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市场经济，享受超级资本主义带来的益处。但是那些私人收益往往伴随着社会成本的增加。同时，我们也是公民，有参与*进程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我们拥有削减那些社会成本的力量，从而尽可能降低我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成本。然而，只有当我们可以严肃看待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捍卫*制度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万事开头难，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纠正我们的思维方式。
致 谢
这本书是经过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融入了不少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集体智慧和心血。在这里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但是有几位不得不提。我在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布朗德·德隆、劳拉·D。安德烈娅·泰森、斯蒂芬·休格曼、大卫·沃格尔、尤金·斯莫伦斯基、大卫·基尔普、迈克尔·奥黑尔、李·弗里德曼、约翰·麦克纳尔蒂、拉蒙纳·纳达夫和阿兰·奥尔巴克，他们都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亲爱的朋友和我深深怀念的同事，已故的纳尔逊·波尔斯比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我还要感谢以前的同事——彼得·奥萨格、劳伦斯·卡茨和多萝西·罗宾。还有几位朋友曾经对更早的稿件提出只有真正的挚友才会提出的逆耳忠言，谈到此处，我要感谢克莱尔·多尔顿、约翰·海勒曼。还要特别感谢佩里亚·莱厄蒂充满智慧的洞见。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几位研究生——斯蒂芬·沃尔德、卡林·马丁、厄尼·泰德斯奇、约书亚·沙金、理查·威尔逊和李·德鲁特曼。这本书还离不开史蒂夫·西尔伯斯坦的大力支持和伯克利分校古德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迈克尔·纳赫特的无尽热忱。我的得力助手丽贝卡·伯尔斯尽心尽力准备原稿并处理了其他所有需要做的事情，效率惊人。就像以往一样，我还要特别感谢能力出众的文稿代理商和朋友雷夫·萨加林，以及才华横溢的编辑和朋友乔纳森·西格尔。